何桂英专栏 | 讲台上的笔筒

高老师的讲台上总摆着个粗糙的陶土笔筒，不是商店里买的规整样式，是他自己捏的。筒身歪歪扭扭，一侧还留着拇指按压的指印，像块没长圆的土豆。上学时我们总在底下偷偷笑话，说这笔筒连支钢笔都放不直。

第一次注意到这笔筒的特别，是在高一的一节选修课上。那天讲《论语》，讲到“君子不器”，高老师把那只粗陶笔筒往黑板前一放，粉笔灰簌簌落在筒口的边沿上。“你们看这笔筒。”他用指节敲了敲筒壁，声音闷闷的，“要是按‘器’的标准，它装笔不如铁盒规整，插花不如瓷瓶雅致，甚至当笔筒，都要担心手指被边角磕疼。可我为啥天天用？”

后排的冉明秋嚷嚷道：“高老师，您这是手艺不行吧？”全班哄堂大笑，高老师却没生气，反而弯腰从讲台下拎出个铁皮饼干盒。盒子里铺着软纸，整整齐齐码着十几件“废品”——歪扭的陶碗，不对称的泥塑小动物，还有个像模像样但罐底裂了一道缝的小陶罐。

“这些都是你们的师兄师姐们做的。”高老师的手指抚过那个裂了缝的陶罐，“三年前有个学生，叫庹德松，数学考试总在及格线徘徊，却天天躲在美术室捏泥巴。他爸妈非常着急，说这是不务正业，要把他的陶土都扔了。”

那天的语文课，高老师没急着讲《论语》，而是给我们讲了庹德松的故事。说他捏的陶罐，罐面总是不均匀，形状也谈不上标准，可每次捏完，他都会蹲在窑边守着，像等自家的庄稼成熟。有次学校办艺术节，高老师力排众议，把庹德松的一组“四季罐”摆进了展厅。那组罐子，春罐歪着口，夏罐鼓着腹，秋罐裂了纹，冬罐掉了底，却被一位来参观的陶艺家看中，说里面有“生长的劲儿”。

“‘器’是什么？”高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着，粉笔尖顿了顿，“是规格，是用途，是别人给你定的条条框框。说这个孩子适合学理科，那个孩子适合学文科，就像说这个罐子只能装米，那个盘子只能装菜。可君子不是器物。”

听了高老师的讲述，我顿时想起了班里的陈微笑。她记不住数学公式，却能把每次运动会的服务事项排得有条不紊，连谁负责递水、谁负责捡垃圾都安排到位；不善言语的李响，作文总写得干巴巴，却能听着音乐就画出黑板报，色彩搭得比美术老师还老道。我们总被教导要“全面发展”，可所谓的全面，好像就是各科分数都要达到同一个标准线，就像要求所有的罐子都得一样高、一样圆。

临下课前，高老师把那只粗陶笔筒递给第二排的同学，让我们传看。指尖触到筒身的凹凸纹理，我突然明白，这歪扭的笔筒里，装的不只是粉笔和钢笔，还有高老师想告诉我们的道理。它不按“器”的标准生长，却以自己的形状，盛着一份不被定义的自在。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偶然在一本艺术杂志上看到庹德松的名字。他的作品依然带着当年的“不规整”，一只陶制的小燕子，翅膀歪向一边，却透着一股子要飞起来的劲儿。杂志的专访里，他说：“我永远记得高中语文老师讲的‘君子不器’，人不是用来装东西的罐子，是能长出自己形状的树木。”

现在想来，高老师的那节以粗陶笔筒为话题的课，是他给我们上过的最生动的一课。君子从来不是规整的器物，而是永远在生长的、独一无二的自己。

编辑：曾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