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视角|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全面清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上）|王超专栏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毛泽东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通过树立历史眼光、运用历史思维、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进而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以高度的理论清醒和政治自觉，作出正确的历史抉择，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就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发挥了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的重大作用。

背景：“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更没有在中央领导集体中产生一个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曾受“左”倾或右倾思想的统治和影响，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在土地革命时期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危害，直接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严重削弱了党的力量，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但当时只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在思想上并没有来得及进行清算，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但从认识转变为自觉行动，还经历了一个过程。

时间来到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特意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但是，王明回国后就把季米特洛夫的忠告抛到九霄云外，“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等飞抵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人冒着大雪在机场迎接。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

由于王明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被当时国民党实力较强、红军数量较少等现象所迷惑，再加上王明一贯具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他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转变为对国民党“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积极宣传“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

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的“尚方宝剑”，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干扰，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深受其影响。1938年1月，毛泽东曾自嘲道：“打从王明回国以后，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曾说，王明回国后，“进攻中央路线”，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我是孤立的”。

王明还在武汉擅自将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为一个长江局，由他担任书记，把武汉作为中心地区，将中央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公然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藐视党中央的权威，凡事先斩后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请示报告。

1938年1月1日，王明在《群众》周刊第四期公开发表由他起草的未经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提出六大口号代替洛川会议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还通过公开演讲、发表谈话，宣扬他的错误主张，散布与党中央不一致的论调。

1938年3月，党中央决定派遣了解实际情况的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代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准备起程回国，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约请王稼祥和任弼时谈话时郑重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了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并在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初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做好了政治准备。

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

会上，王稼祥同志作了《国际指示报告》，再次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二是指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党中央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同时明确提出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步调，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会后，张闻天逐渐把党内总负责的全部工作交给毛泽东。

王明表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指示，表态“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但实际上仍然坚持过去的错误。1940年3月，他把自己在1931年所写的、集中反映“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出了第三版，并且在序言中写道：“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企图在“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中争取支持者，仍然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和蛊惑力。

由于王明长期待在共产国际，常常假借共产国际名义，所以他的一些思想在一定时期在党内仍然产生一定影响，广大党员干部包括不少高级领导干部仍然没有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和实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谈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这篇如此重要的报告，在一定时间都没有引起一些干部的足够重视。

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可以在战争结果上直接体现；但要深刻认识到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则十分艰难。

怎样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性，怎样正确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进而统一全党思想认识，迫切地摆在党中央面前。

王超，现任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党校讲师，重庆市干部教育培训师资库成员、重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沙坪坝区社科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毛泽东诗词和红岩精神等领域研究。主讲课程曾获重庆市委组织部全市干部教育培训第二批好课程、重庆市党校（行政院校）系统第四届精品课、重庆市党校（行政院校）系统第五届教学比赛决赛一等奖等，在《人民日报内参》《学习时报》等报刊发表理论文章40余篇，1篇决策咨询报告获中央领导批示，获重庆市政府发展研究奖等学术奖项10余项。

编辑：刘桂池 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