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党史|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前的十年思想斗争|苟立伟专栏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份《决议》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和拥护，就连在党的历史上推行过危害最大、时间最长的“左”倾错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同志也不例外。曾经极力部署、实施“左”倾政策的博古，在发言中真诚地表示拥护这个《决议》，并向那些曾经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而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王明，则向毛泽东及全会提交了《声明书》，对这份《决议》和《决议》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至此，建党以来20多年的重大是非问题有了正式结论，党曾经犯过的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得到了彻底批判，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在这份《决议》中得到了系统总结，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对当时的毛泽东来说，回想起这个“家庭”多年来的点点滴滴，他深感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达到当时的“和睦”状态并不容易。镜头转到10年前黔北重镇遵义城中的一座二层小楼中，烟雾缭绕的会议室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吵，争吵了三个夜晚之后，与会者们终于就部分问题达成了一致，从而再次踏上了行军的路程。

那座二层小楼，并不是一栋普通的民宅。它曾经是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中西合璧、砖木结构，颇为气派。只是遵义城被中央红军占领后，这座二层小楼就暂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一局的驻地。当时，长期被围追堵截的中央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城。由于国民党空军工作不力，一番侦查之后并未发现红军踪迹，于是向蒋介石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基于此，蒋介石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栋二层小楼中召开。这场会议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关于遵义会议，史学界已有太多论述，相关影视作品也有众多呈现。但从当时毛泽东的角度来说，并未指望在这次会议上能解决所有问题。战争时期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才是争论的焦点。与会者经过三个晚上的唇枪舌战之后，终于认识到再也不能按照博古、李德的那套打法打下去了，否则红军会全军覆没。因此，遵义会议对军事分工进行了调整，对领导班子进行了改选。多年来受到压制的毛泽东终于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职责分工被确定为周恩来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步子迈得并不大，但就是这关键的一步，恰如龙游大海、鲲跃九天，毛泽东多年来的压制被解除，终于获得了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平台。

遵义会议散会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瞒天过海、避实击虚，将战争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为后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党史话题和影视题材。尽管如此，遵义会议上的争吵，特别是博古的支持者对毛泽东的非难言犹在耳。以至于近30年之后的1962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还回忆道：“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的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党内一部分人并不认可毛泽东的理论水平，“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想法在一部分人心中根深蒂固。这也促使后来毛泽东到达延安后加紧开展了一系列“攻书”活动，这其中既包括阅读《孙子兵法》《战争论》等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也包括阅读《逻辑与逻辑学》《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哲学与生活》等哲学著作，还包括阅读《资本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攻书”活动相伴而来的是，毛泽东的理论创造也进入了丰产期。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重要著作中，成文于延安时期的就有112篇，占比超过了70%。在理论创造之余，毛泽东还精力充沛地应对着一系列现实问题。

首先一个颇带危机性的问题就是王明的回国和右倾错误的推行。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曾经系统提出过“左”倾冒险主义理论的王明从苏联回国，此时此刻却以右倾的面貌示人，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的意见，主张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而到了1940年，王明又开始推行他曾经的“左”倾冒险主义理论。当年3月，他把自己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出了第三版，并且在序言中写道：“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一“左”一右，忽“左”忽右。到底如何认识王明的理论？学习党的历史到底需要何种材料的帮助？对这个问题，党内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因为理论水平和认识的问题，并不是十分清楚；对王明所推行的“左”倾理论，也因为对党的历史的了解程度问题，并不能认清其危害和实质。因此，王明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客观上也提供了一个算“历史账”的契机，那就是如何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谁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谁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经过了几年的理论学习而掌握了认识工具的毛泽东，决定让党的历史来说话，让广大党员干部在白纸黑字中看清什么是正确与错误。为此，在相继主编了三部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并让全党系统学习的基础上，延安开展了一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党史学习教育”，众多党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回顾延安时期之前自己的思想认识， 诚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了思想认识上的脱胎换骨。全党终于认识到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中央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此前中央所犯的一次右倾错误和两次“左”倾错误，其根源在于当时的中央尚不成熟，不懂得、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与中央1927年以来多次犯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相对照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

梳理1927年以来中央所犯的错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立三路线、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其脉络越来越清晰。提起这一系列错误，党员干部第一印象就是一个个人名、一个个历史人物。于是，这就提出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如何对待这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1942年3月的中央学习组上，毛泽东就这个问题定了基调。他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就这样，到1943年，经过了一年多普遍的整风运动之后，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错误教训的条件逐步趋于成熟。当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严肃批评1927年以来的历次错误。在10月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总结时说，这次要避免党的历史上的错误的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11月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系统回顾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后总结道：“我们的目的是要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又指出：“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明确了清算党所犯过的错误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避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局面的出现，对巩固全党团结起了重要作用。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气氛下，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为召集人。5月任弼时写成了“决议”草案稿后，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多次修改，于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此时，距离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倏忽一瞬，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经过了追根溯源式的反复求索后，党终于可以在解决历史重大是非原则问题的基础上轻装前进了。

编辑：陈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