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党史|党的创立中被普遍关注的几个问题（二）|祝彦专栏

祝彦，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人，现任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毛泽东思想教研室主任。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百色干部学院特聘教授，青岛市委党校兼职教授，辽宁省委党校、遵义干部学院、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主要著作有《晚年陈独秀(1927-1942)》《陈独秀思想评传》《中国共产党怎样治理腐败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导读》《毛泽东思想热点问题》《陈独秀与近代中国》等。

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

“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已为大家所熟知，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都没有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在201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和2016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

这样的交代，有些简单了。究竟是什么“事务”还会比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更重要？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影响？

陈独秀缺席的原因

目前，学术界关于陈独秀缺席一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公务繁忙说，即一大召开期间，陈独秀在广州政府担任教育委员长忙于公务而无法抽身参加大会，其主要依据是陈潭秋、包惠僧等的回忆。历史背景情况是这样的：应广东省政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1920年12月陈独秀去了广州，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2011年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采用了这个历史依据：“这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

1936 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也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关于陈独秀不能出席中共成立大会原因的说法。

对此，包惠僧也作了可以为佐证的回忆：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200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他还回忆说：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

第二种是不满共产国际代表包办说，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包办会议霸道行为的抵制。从深处讲，这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冲突。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习惯，客随主便，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应该先向陈独秀建议，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召集才对。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既不事先向陈独秀建议报告，事后也不征求陈独秀的意见，而是在已经作出了决定之后，让李汉俊突如其来地通知他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大会。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又自尊心极强的陈独秀，在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尊重的情况下，心里自然会有意见。“共产国际代表对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包办倾向，从建党时以及建党早期的史实中也可以得到证实。这种包办倾向是陈独秀没出席这次大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此其一。

仅讲其一是不够的，中国有句俗语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凡事都有对戏手，因此，其二，陈独秀不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也有其本人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陈独秀当时刚过40岁，血气正盛，性格倔强，据包惠僧回忆，说陈独秀“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陈独秀对党的创立花费了巨大心血，怀着真诚而热切的情感，现在突然由两个外国人来主持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这对于个性倔强的陈独秀来讲，确实不容易接受，因此拒绝出席也是顺理成章的。其三，在此情形下，陈独秀又不便于明说，而是进行委婉抵制，即以正在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为由无法出席一大，实则为借故抵制马林包办倾向的一种行动。为了照顾对方的面子，他便仍安排陈公博，并派遣（或指定）包惠僧去参加大会，这是一种有限度的抵制包办。“这也是陈独秀顾全大局的表现。”

但是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做派，陈独秀心里是不高兴的。一大后包惠僧奉命到广州接陈独秀去上海任书记，主持中央局的工作。在广州，包惠僧向陈独秀谈到上海的情况时，陈就毫不隐瞒地说“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并对马林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反感的”。果然，到上海后，陈独秀与马林进行了多次交谈，“还是谈不拢”。当时“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马林及其代表的共产国际是有意见的，这甚至影响到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第三种是不“重视”说，即没有认识到一大的重要性。“陈独秀不参加的主要原因是对‘一大’的不重视。他认为‘一大’并不重要。”分析根据是：陈独秀认为1920年中国已经建立了共产党，已经有了党组织，一大不过是各地党组织派代表召开的统一主张的一次会议，并不十分重要，他正忙于大学校舍筹款，如果当时离开广东，修建校舍的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只派新婚不久的陈公博去参加一大，他则在广东继续忙于公务。

跳出以上仅仅从“事实”层面的原因探析局限，我们会发现，其实真正影响了陈独秀（也包括李大钊）缺席一大的原因，则是当时党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认识水平不高，处于模糊的状态。这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当包惠僧向陈独秀汇报，大家主张把上海中央机关搬到广州时，陈独秀表示反对，并说：“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从这些话语中，看得出陈独秀对开一大是不感兴趣的。

李大钊缺席的原因

对于李大钊缺席党的一大的原因，学术界倒没有综合突出的观点，但是根据有关学术成果和回忆资料，同样可以概括出来很明显的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公务繁忙、脱不开身；第二是共产党北京支部没有选他作为一大代表；第三是对这次会议“不重视”，没有觉得一大有那么重要。

公务繁忙是事实。当时李大钊除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工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结束，事务繁忙，再加上他正领导八校教职员与北京政府进行索薪斗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这八所高校就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追讨工资。“索薪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经常生病，主持不了会议，所以李大钊在“索薪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整天忙于开会，追讨着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201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采用了这个历史依据：“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系会议主席。”这即是说，李大钊太忙了，没有时间出席会议，此其一。

其二，因为李大钊忙，所以大家就觉得不要选他当一大代表，不要给本来就忙的李大钊添麻烦，去出席一大这个会议。由此可见，不是李大钊没有资格当选代表，而是大家觉得这种会议不必要“劳驾”德高望重的李大钊。对此，1979年刘仁静作了回忆解释：“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时，也没有推选到他。”

其三，为什么大家“没有推选”李大钊作为代表出席一大呢？除了考虑到他工作忙之外，还因为大家普遍对一大不“重视”，没有意识到一大的重要性，“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对此，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作了回忆：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李大钊因校务繁忙，不能前往。这也许是他和李大钊事先研究时得到的印象。但这也符合当时我们的想法。即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不奇怪的。我记得选举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举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辞谢，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议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都没有预见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由刘仁静以上回忆中所说“没有谁想到是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和“我们都没有预见一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看出，大家确实存在不重视这次会议的倾向。

张国焘则有不同但可以互相补充印证的回忆：“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以“校务纷繁”而不参加党的活动，也体现了不重视的倾向。由此推论，李大钊没有出席党的一大，同样存在公务繁忙、走不开和不重视这次会议的因素。

因此，如果不以我们历史的结果和今天的结论去分析历史的话，就可以理解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原因了。也就是不排除在他们看来，这次会议并没有他们手头上亟需处理的事情重要。

这一点从邓中夏身上可以得到直接反映。根据刘仁静回忆：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邓中夏不能去的理由是，他那几天正好要去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也就是说，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在邓中夏看来，比去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重要。其实，一大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并不冲突，刘仁静就是和邓中夏一起在7月2日到达南京，出席了年会，7月4日年会结束后赴上海出席党的一大的。

因此，有研究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实际上，当年的一大代表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们竟无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期。

就北京党组织而言，“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虽有各自不能参加会议的理由，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上海会议的意义认识不足”。

本人研究认为，无论“南陈”还是“北李”，他们没有出席一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认识还处于模糊状态，这是党建立初期全党同志理论水平不高的一个群体性体现。因为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革命的形势，当然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召开一大的重要性，既然认识不了其重要性，出席与否在其心中就不那么重要了。

编辑：陈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