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党史|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为何摒弃了“路线”和“路线斗争”的提法|苟立伟专栏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在对待党内斗争、党的历史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党内斗争就是路线斗争，党的历史就是路线斗争史。于是，在那时的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党的历史上谁犯了路线错误，就等于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发现了这种倾向并加以制止。1943年，毛泽东在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针对使用“路线斗争”总结中共党史曾讲道：“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滥用“路线”一词会带来消极的后果，但是他那时并没有从实践上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路线斗争思维模式愈演愈烈，以至于对党内所有斗争乃至党的领导人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分歧最终都上升到路线的高度，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而且这种思维模式的滥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南下视察期间，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这些谈话后来被整理为《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后来又被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这份整理后的谈话中指出，党的历史上“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分别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一次）、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第二次）、李立三冒险机会主义路线（第三次）、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第四次）、罗章龙分裂主义路线（第五次）、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第六次）、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第七次）、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八次）、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九次）、林彪反革命集团（第十次）。从此以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共党史就被简化为十次“路线斗争史”，十次“路线斗争史”成为对党的历史的一种概括性叙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了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使全党轻装前进，党必须解决重大历史是非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于是，党中央决定像延安时期那样，制定一部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在就决议起草征求意见的过程中，陈云建议，在决议的前面增加一篇话，回顾新中国成立前28年的历史。他认为，有了党的60年的全部历史，并且把毛泽东在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令人信服了。那么，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60年的历史，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理解党的历史上的正确与错误之争。

在主持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进行指导。1980年3月19日，他同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讲，“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在负责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胡乔木的思想也有所变化，他渐渐感觉到，把党的历史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不但不完全符合实际，而且给党内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危害，因此，他认为“路线斗争”一词不能任意滥用，而党的历史也“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坚决主张否定路线斗争史的思维模式。（《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但是，第二部历史决议要解决的一个重大是非问题是如何定性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如果不使用路线、路线斗争的提法那应该用何种提法？后来，胡乔木经过深入思考，并取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从第七稿（1981年5月16日）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不再使用路线、路线斗争的提法，而采用“全局性的、长期的左倾严重错误”。

关于摒弃路线、路线斗争的提法，邓小平完全赞成胡乔木的主张。他说：“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他认为，“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

于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全摒弃了路线和路线斗争的提法。胡乔木在这次全会上对《决议》未用路线和路线斗争提法的缘由作了说明：“全稿未用或极少用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斗争和路线等术语。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少用，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未用，在其他著作中用时也未给予何种严重意义。……中国党直至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以前亦很少用路线一词，如二大至六大的文件都未用过。自王明以后才大用，并且用法愈来愈神圣化，神秘化。实际说到底（除滥用外，而滥用是大量的），就按路线的严重意义说，至多也不过是指总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方针罢了。过去已用了若干年是事实，但那样用法的害处也是事实。党的历史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同志。”（《胡乔木文集》第二卷）

在起草第二部历史决议时，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形成的对路线、路线斗争提法的主张，如今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这种改变，构建了理解党的历史的全新思维方式，确立了对党的历史重大是非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

编辑：陈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