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党史|奔赴延安的江津青年|庞国翔专栏

江津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它不仅是全国敌后抗战的指导中枢，也是抗战文化发扬的模范地域。在江津也有一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投身于抗日救国和革命的洪流之中。在这批优秀青年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杨子波、钟永发、蹇俊德、蒲政渊等。

杨子波、钟永发、蹇俊德是江津中学的校友。他们三个来自底层贫苦家庭的孩子相识后成为好友。江津有一位老师叫赵其文，是一名地下党员。赵其文曾教过杨子波、钟永发、蹇俊德的国文，后来因身份暴露去了成都。巧的是这时来了一个叫朱近之老师，也是地下党员。其实赵、朱两位教师是1923年在北京艺专的同学。这两位老师对学校中追求进步的学生是倍加爱护的。朱近之曾有记述: “我重返津中教书时，青年学生群众和我接近的不少，而且有些还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如杨子波、钟永发、蹇俊德便是其中很突出的。失学的钟永发学丰子恺的画，常常把他的作品携来，同我商量。蹇俊德当时同我的恋人同在一个小学教书，经常和他见面，有时在他的屋里坐坐，发现他的案头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及鲁迅、郭沫若的杂文、小说。杨子波还协助掩护一个外地进步青年在江津隐蔽，走龙门场、去刁家场，特务夏光行追至两场，途中他们险些与夏光行相遇。杨子波是当地人，熟悉道路，机警地绕小道而行，直至把那个他并不相识进步青年，从鲤鱼石送过了河，西行而去。他把任务完成得很好。他们同我谈论的事情很多，因此，有较深的关系。”杨子波、钟永发、蹇俊德都是有文化、有追求的优秀进步的青年。抗战爆发，更痛感国难深重，渴求寻得一条正确人生之路，于是自然地想到革命中心延安，于是他们决心到延安！他们把想法告诉了老师朱近之，朱老师即与当时在成都《华西日报》作副刊编辑的赵其文老师联系。很快赵回信说: “叫他们来吧！来此暂住一段时间，等得机会就北上吧！”

1937年秋，杨子波、钟永发、蹇俊德三人先后从江津启程，齐聚于成都后稍作修整，再出剑门，越秦岭，过西安，直奔革命圣地延安。

明知征程有风险，艰险伴我勇向前。钟永发对这些事曾有回忆说: “我们行进在川陕路上，当汽车翻越秦岭的时候，路旁是万丈深渊。到了剑门关，我们又遇上一连数日的细雨。我们三人坐的汽车颠颠簸簸，行进很慢，到川陕边界检查站临羌时，当局把我们扣留住了。事有凑巧，站长正是我和子波在三十八班时的同学王某……临羌的刁难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当时的存在和在江津时的确发生了变化。但我们都有堂而皇之的介绍信。我的便是赵其文老师为我写给陕西什么公署长官，请代我谋取文书一职的介绍信，而我的真正介绍信确用化学药品写在一本线装的《论语》中。在八贤庄，《论语》使我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八路军办事处这一关。几天后，便搭办事处回延安的军车出发了。”

“卡车把我们的行李卸在城中央的延安师范旧址，即抗日军政大学所在地。我在门口看着行李，他们二人去校部报到，时间是1937年11月24日。”

终于到了心仪已久的延安，三个青年激动不已。他都被分配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而后，杨子波更名为朱讯，钟永发更名为钟惦棐，蹇俊德更名为蹇子英。1938年他们三人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朱讯任徐海东将军的秘书，随徐海东南下，赴新四军工作，历任支队参谋、政治部教育科长、中共华东局组织部干部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农林厅厅长，省财委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1953年调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财贸部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钟惦棐先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普通班班主任、东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教员、晋察冀边区文联驻会理事、华中新华书店编辑部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宣部文艺处和电影处干部、新闻电影制片厂第二总编辑、《文艺报》编委兼艺术部主任。

1939年，蹇子英分配到120师任政治部理论教员，给团以上干部高级班当教员，任宣传科长。1946年任独一旅二团政治部主任，接着任政委。1948年任一军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总政宣传部干部教育处处长。1953年，赴朝鲜参加停战谈判。1957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二级勋章。 

1939年夏，19岁的蒲政渊也到了延安。1939年6月，蒲政渊随周恩来到西安，7月到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后改名为田心。

1941年8月，田心前往绥远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他一直坚持在大青山地区参加抗日战争，在革命战争中，他英勇奋斗，不畏牺牲，负伤致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在工商、城建等部门任领导。后来筹建内蒙古大学，任大学党委副书记等。

……

抗日战争时期，优秀的江津青年为抗日救国，冲破重重阻挠，克服种种困难，不远万里奔向革命圣地奔延安，接受革命洗礼，然后又奔赴前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做出了不懈努力。

编辑：周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