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文学|前行路上有一束光|梅万林专栏

正午时分，炊烟在来宝梁的树梢间缭绕，山风从庙子山顶翻过来，我斜靠在灶屋的柴垛旁，一束光从低矮漏风的茅草屋上，穿过空气中无数翻江倒海如悬游生物般的烟雾与尘土，端端地打在我手中的连环画上，正在做饭的母亲，默默微笑着，灶膛的火苗旺旺的。

很多年过去了，这是我始终无法忘记的儿时的一个阅读的场景。那束光，那么直、那么亮、那么圆、那么壮，如影随形，仿佛就在昨天。

然而，那时的我，阅读的范围却是极其有限的。今天的人们估计很难相信，在我进入大学校园之前，既没有读过《红楼梦》，也不知道啥叫《十万个为什么》，就连文学刊物也是在高中快毕业时才第一次从同学手中看到过《人民文学》的封面。

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可是，在田野与村庄之间，在老井与古树之间，儿时的视线里，大地白茫茫一片，我想借，也无处可借。好在父亲那时在生产队当会计，可以偶尔读到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人民日报》和《四川日报》。现在想来，我的阅读其实就是从这两份报纸开始的，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报纸生长的模样，那些大字号的通栏标题，那些套红的版式，都深深地映在脑海里。

可以说，是报纸开启了我的阅读世界，是报纸垫高了我的人生台阶，是报纸让我的童年虽然清贫却有了快乐的底色。虽然它们都已经过期了，但是它们却像茅屋上的那束光，照亮着我眼前的书页，也照亮着我前行的路，从不熄灭。

有时候，尤其是夏日的午后，我常常会一个人跑到屋后的青岗石山顶上，背紧贴着被太阳晒得余温正好的大石头，仰面躺下，四肢长长地舒展着，熨烫着，那种美妙的滋味仿佛就是人间的极乐。我一会儿望一望头上的天，一会儿又瞄一瞄对面山上的树，远处有滚动的闷闷的雷声，耳旁有游动的沙沙的风，我的脑子里不停地闪现这样一个疑问：那些写报纸的人——原谅我，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叫记者——到底长什么模样呢？难道他们也像孙悟空一样有七十二变的魔法吗？

我读初中时，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远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工作的二哥，给我寄来的一本历代诗歌选，这是我真正意义上读的第一本课外书。从那以后，我的阅读范围慢慢地扩大了。开始读朱自清的《春》，开始读欧阳修的《秋声赋》……因为老师说过，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我的阅读基本上都是硬读。凡是写景状物的优美句子和段落、名人名言、诗词警句，我都一一工整地写在专门的小本子上。有时候为了摘录那些优美的语句，我会在校园的阅报栏前站立一个中午。日积月累，这些小本子总共有10多本，不管它们那时有多么稚嫩，但这就是我前行路上的那一束束光，我一直悉心地保存着，就像是我的随身宝贝，不管人生经历多少岁月，不管搬过多少次家，它们始终在“断舍离”之外。如今当我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生活，这些可爱的小本子们依然稳稳地站立在我的书架最显眼、离我最近的地方，伸手可及。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我写的作文，很多次被语文老师在课堂上作为范例。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的名字也会变成铅字。1987年9月18日，这是一个我永远铭记的日子，那一天的《万县日报》在《三峡》副刊发表了我的一首散文诗，题目是《十九岁》，我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在了报纸上。捧着报纸，千万遍地看，却总也看不够，看不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绝对不足以形容当时内心的感受。然而，更加让我没有想过的是，若干年后，我的文章我的名字不仅登上了《四川日报》，而且还登上了《人民日报》！

喜从天降也好，梦想照进了现实也罢。谁曾是阅读的匮乏者，谁就有可能成为阅读的创造者。这些年来，我的文章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陆续发表，我也有了专著，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甚至在报纸和网络上开辟了自己的专栏，成了所谓的专栏作家。当我又一次检视自己，前行的路上始终有那么一束光，在照耀着我，引导我，陪伴我，与我同行。‍

编辑：向俞璇,熊冬梅,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