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世界纸媒停业，报刊业未来如何发展？

4月27日，作为曾经全国报业10强的《计算机世界》报宣布，“计算机世界”品牌下纸媒业务停工停产，引起业内震动。

作为这张报纸发展见证者，我认为这与当年上海《东方早报》的停刊一样，《计算机世界》报宣布品牌下纸媒停工停业，尤为值得关注。令人诧异的，我感到不仅是因为这是一张由中美合资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也不仅是“中国IT史，半部看计世”一段历史佳话戛然而止，而是一张在信息时代诞生的媒体反而被这个时代碾压得片甲不留。

从1993年开始，我就在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部门工作，是《计算机世界》发展历程的见证者。2021年5月，听闻《计算机世界》报纸停刊时，与众多媒体工作者一样，我曾写过一些文字，表达过不舍甚至悲伤。我讲了一个故事。山西话剧院有一出话剧叫《立秋》，讲的是民国初年，晋商百年票号“丰德号”，在新旧金融体系碰撞的大潮之中，风雨飘摇、濒临倒闭的那个秋天的故事。面对股东纷纷退股、储户本金赎回的严峻局面，票号老板马洪翰实在想不通。“丰德号”繁育三代、兴盛百年，怎么说完就完了呢？跪在祖宗祠堂的案下，马洪翰拍案顿足道：“问天问地问自己，今天我马洪翰究竟输在哪里？”

输在哪里呢？输给了谁呢？我想了想，找到答案。

输给了趋势——近现代兴起的金融资本化模式，把晋商票号传统和单一的信用汇兑业务模式淘汰掉了。

100多年后，今天的纸媒包括《计算机世界》与100多年前的丰德号和马洪翰，境遇竟如此相似。

技术滚滚向前，历史总在重演。不是新的金融资本化模式干倒了晋商票号旧的信用汇兑模式，而是储户和股东抛弃了马洪翰；不是互联网干掉了纸媒，而是读者抛弃了我们。

2001年4月，《计算机世界》曾经发表过王选先生一篇文章，题目叫《最怕的是落后一个时代》，21年后，此句一语成谶，令人唏嘘不已。

《计算机世界》在通知中写明了“双停”具体原因，不外乎公司持续严重亏损、现金流断绝，已经无力支付员工工资及其他运营费用，甚至连员工的社保公积金费用都是靠多方借款垫资缴纳，等等。

在我看来，这一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是这一类纸媒面对的共同危机。

那么，《计算机世界》彻底告别传媒江湖，原因有哪些？对垂类媒体生存发展有何启示？

我想对我的观点略微展开一下。美国《计算机世界》去年6月23日停止出版印刷版，这件事的标志性意义是，一代计算机名刊，倒在了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移动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遗憾的是，这一幕已经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陆续上演。据我了解，上世纪90年代，全世界IT媒体曾分割了超过56%的计算机广告。我国正式出版的IT媒体有100多种，其中，列入全国“百强”报刊的计算机类报刊10%的头部媒体，分割了90%的计算机广告。如《计算机世界》报、《中国计算机报》、《PCweeke》、《互联网周刊》、《IT经理世界》等等。这些媒体一度成为全国“最厚”报刊。

“最怕的是落后一个时代”——本世纪初以后开始，随着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迭代发展，从PC到移动终端，计算机技术和应用普遍工具化、移动化、智能化、智慧化，逐渐大众化、社会化、生活化、世俗化。移动互联与“车轮上的生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主要不在纸媒上获取信息和服务，而是全面转向移动互联网。从阅读上看，纸媒基本被手机取代。这是因为，在手机上，阅读内容的供给效率更为充足、用户服务更为充分。在读报、读刊之外，读屏和数字阅读的场景优势之突出，已为传统阅读不可比。

从这个意义上说，《计算机世界》不算垂类媒体，或者说，过去算，现在不算。基于上述原因——计算机技术普遍工具化、大众化、社会化，IT媒体需要重新定位、重新细分和布局产品。

同时，我注意到，《计算机世界》报创刊40周年的时候，2020年1月12日，由计世传媒集团、《计算机世界》报和《新金融世界》杂志主办，广东省CIO联盟、华南CIO发展联盟、山东CIO联盟联合主办的“数字驱动产业创新年会暨2019中国优秀CIO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说白了这是一个“CIO榜单”发布会。当时，我看到这篇报道后，并没有感到有新意，反而预感到危机来临。这是纸媒平台拿“快钱”的传统手法，是营销进入困境、资金链面临断裂的前兆。

以我的观察，报纸转型的主要趋势是，党报党刊作为主流媒体主要发挥“压舱石”作用，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城市媒体在主流舆论引导格局中，继续发挥“轻骑兵”作用，与党报共同打造和扩大影响力版图，在商业模式上主要探索“线上做影响力、线下做收入”，向城市综合信息服务商转型；专业报行业报，回归工作媒体本位，向所属的行业和专业深耕主业、垂直细分服务。期刊转型的主要趋势有四个方面，一是垂直媒体，二是平台媒体，三是智库媒体，四是指数媒体。

新的形势下，包括《计算机世界》报在内的非垂类媒体，需要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寻找新的转型方向，探索新的业务模式，推动传播创新。

不久前，中宣部陆续出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另一个是《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规划》和《意见》围绕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坚持系统推进与示范引领相结合的总体思路，从战略谋划、内容建设、技术支撑、重点项目、人才队伍、保障体系等提出一揽子措施和工作安排，对未来一个时期出版融合发展的目标、方向、路径、措施等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内涵，从本报本刊实际，立足扩大优质内容供给、创新内容呈现传播方式、打造重点领域内容精品，强化出版融合发展内容建设。着眼加强前沿技术探索应用、促进成熟技术应用推广、健全科技创新应用体系，充分发挥技术对出版融合发展的支撑作用。在重大工程的牵引下，在头部示范企业带动下，结合实际，从优质内容生产和供给，从内容建设和传播力建设两个方面，着力打造重点品牌项目，推动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

（作者系中宣部传媒监管局原局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司长、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

编辑：向俞璇 冉开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