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观察|好好说话写文章⑤|郝安专栏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约有80种以上语言，30种文字。倘若从修辞、润色等技术层面论及，各民族语言文字，甚至外文词语如用得恰当，可使文章显得简练，还能烘托特定的背景和气氛，为文增色。

梁衡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最典型的要数徐志摩那首在日本海滩与日本女子伤离别的诗《沙扬娜拉》：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沙扬娜拉！彼时彼刻，最后的一句用日语“沙扬娜拉”就比用汉语“再见”来得贴切，恰到好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曲《金珠玛米亚古都》唱红了大江南北，几乎全中国的人都会用藏语赞颂“解放军好”。这首歌之所以经年累月，魅力不衰，不同语言运用得恰如其分功不可没。

还有，内地人到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新疆，如果用汉语说“吉祥如意”“你好”祝福朋友，其感觉就不如用藏语说“扎西德勒”、用维吾尔语说“雅克西”来得亲切，一下子就会缩短彼此的距离。

语言是一个人认知世界的方式，是他表达生活观、价值观的渠道。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

中外文化交融显然有益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但文化交融绝不等同于中外语言文字的随意掺杂。否则，弄巧成拙，势必成为广大普通读者阅读的拦路虎。而且，乱用外来语把中国话搞得支离破碎，不像中国话，在潜意识里也损害人们的民族感情。

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和语言大师，像除了精通汉语，还掌握一门或几门外语的鲁迅、胡适、陈寅恪、钱钟书、林语堂、梁实秋、辜鸿铭、季羡林，他们是绝不在自己的著作中卖弄外文的。无论杂文、评论、随笔还是学术专著，除了少数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以及生僻名词偶尔加注外文外，这些大师在文章中都不用中文夹外文的句式。但恰恰是他们在教导我们应该怎样说话，怎样写文章；在他们的文章里，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全部文化修养，能切实领悟什么才叫真正的大家风范。

马克思是数一数二的大思想家、大理论家，也是语言高手。他的文稿一般不轻易出手，要经过多年或多次的修改。《资本论》第一卷写完，做最后文体上的修饰时，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自己就好比在经过产痛之后恬静地舔着婴儿，感到极其快意。

19世纪70年代，普鲁士军队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强令当地学校只许教德语。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的主题，就是警醒人们要好好保护、尊重自己的母语。

那位法语老师韩麦尔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心情沉重地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语言是民族生命的一部分，生命最宝贵的是纯洁，纯洁就是民族的个性。全世界约有6000种语言和方言，无论大小，也无论强弱，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母语的纯洁性。

语言文字是载体，如同桥梁、纽带、钥匙，在国家和民族内部起着凝聚人心，形成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

英、德、俄、法、意、加、澳等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保护本国官方语言文字在大众传媒和公共领域的使用和主权地位。巴黎和柏林的街头就几乎没有英文标牌，德国的高速公路路标全部使用德文，日本的路标也看不见英文单词，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签署命令维护俄语的纯洁性。

为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20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并予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指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在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用汉语发布新闻，也体现了对母语的尊重，体现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有少数国家由于受殖民文化的影响，这些国度的人民已不能自如地使用自己的母语，其母体文化正渐渐失去生存的根基。

韩麦尔的箴言和他国之痛，如雷贯耳，是前车之鉴。

编辑：向俞璇 熊冬梅 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