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一名社区干部的“刚”与“柔”|在现场

又是一个只睡了4个小时的夜晚。

11月22日清晨6点，渝北区悦来街道阳光社区党委书记王富强就起来了。为了让社会面“静下来”，头天下午，他和街道驻社区干部一道召集各小区物业经理开会，解释政策，收集意见建议，并督促各个小区严格落实好闭环管理，一直忙到次日凌晨2点。

起床后，王富强还来不及吃上一口早饭，便和街道驻社区干部前往各个小区巡查，查看政策落实情况、高风险区疫情防控情况等。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每天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是王富强和其他所有社区工作者的常态。

超负荷的工作

这场硬仗已经打了半个月了。

11月8日，悦来街道通知所有干部职工回家收拾好个人生活用品，从11月9日起吃住在办公区域。

王富强没有时间回家收拾生活用品。11月8日晚，他在办公室加班，10点多钟接到电话，辖区出现多例混检阳性。

接到电话后，王富强开始紧张起来，这是阳光社区第一次出现混检阳性。

当天，涉及阳光社区的混检阳性人员接近20名，王富强一个一个打电话，确认每名人员当前所在的位置、家庭住址，安抚其情绪，并让他们居家等待上门核酸检测。

负责核酸检测的医务人员很快就到了，王富强穿上防护服，主动承担起“追阳”的任务。

这些混检阳性人员都住在社区居委会附近几个小区，王富强和医务人员一个一个上门采集，路途不算太远。不过，有一个年轻人将地址报错了，敲门一直无人应答，打电话也没人接。后来，王富强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上了这个年轻人，又来到他新的住址成功进行核酸采样，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小时。

那天晚上，由于人手不够，街道驻社区干部万晓冬也赶到现场，但他来不及穿防护服，只能在楼栋外用手机填写混阳人员的信息、联系物业人员封控楼栋等事宜。

核酸采集完成时已接近次日凌晨2点，封控了3栋楼。为了确保封控楼栋管控到位，王富强将3栋楼的每个楼层都走了一遍，每个出口都确认有人值守后才回到社区，那时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

这次的混检阳性只是一个开始。从那天起，阳光社区连续几天都有混检阳性或确诊病例出现。白天，王富强和同事们组织全员核酸、入户核酸、筹备物资、报送数据、转运样本、搞流调、建好台账……等到当天的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后，又开始“追阳”、“转阳”，天天忙到凌晨。

旁人也许很难想象每一项工作的繁琐。比如，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记者所在的小区做核检测的地点时常在变，有时在小区中庭，有时在楼下大厅，有时上门入户，每一次变化背后，都是社区工作人员提前组织各小区物业落实好场地，筹备物资，协调每个小区、每个核酸检测点位的医护人员、志愿者等。

除了这些工作外，王富强还要理顺工作机制，不断回应群众诉求，确保社会面防控到位。

相互理解和支持

阳光社区有4.1平方公里，20个住宅小区，面积大，住宅多，悦来方舱医院也在辖区范围内，疫情防控工作和压力很大。

在王富强看来，社区工作者吃住在一线，工作多、压力大都是应该承担的责任，疫情下，更应看到群众的困难和不易。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担心老百姓能不能买到菜，特殊人群的需求能不能保障到位。”王富强说。

阳光社区外来租赁人员较多，人员流动性大，大部分租赁人员都没有进入业主群，无法及时了解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和附近的线上采购渠道。

为了保障这部分人的生活，王富强组织社区干部、网格员、物业人员开展了“敲门行动”，摸清辖区所有租赁人员的情况，建立台账，并让每个小区的物业建群，把疫情防控的最新政策和线上采购渠道及时通知给他们。

疫情防控政策随时在变化，只要一有变化，王富强的神经就很紧绷。一方面，他担心政策的推动和落实情况；另一方面，他担心群众是否能够理解政策的变化，针对政策的变化，有没有新的诉求。

此前，阳光社区只有一部热线电话，这部电话每天都被群众“打爆”了。电话占线的时候，许多群众就给王富强打电话，他的手机也快被“打爆”了。每次，他都会耐心地为群众解释，再着急的事情也是轻声细语，他挂断家人的电话很快，但却从不挂断群众的电话。

“给群众认真办了事，群众是会记得你的。”王富强说，和群众打交道是一件快乐的事。前几天，有一个群众来办事大厅，办完事后他悄悄留下一包N95口罩，这个小小的举动，把大家都感动了。

“工作量大了，人难免会崩溃，但这些小事情总是让人很感动，会把心里的负面情绪全都消解了。”王富强说。

每天即使再忙，王富强都会关注社区志愿者群里党员干部和群众开展志愿服务的情况，只要他一在群里安排任务，马上就是满屏的“收到”。

在阳光社区干部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满屏的“收到”，不仅让王富强感受到群众的力量，也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无法消解的愧疚

王富强是一名退役军人，2006年开始从事社区工作。在阳光社区干部职工眼里，他们的书记做事情雷厉风行，总是冲在最前面，身上有典型的军人作风。

可再雷厉风行的人，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一次，万晓冬碰巧遇到王富强和家人通电话。共事4年多，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王富强在上班时间和家人通电话。

原来，王富强8岁的女儿一个人在家，已经高烧2天，烧到嘴巴起疱疹，吃不了东西，妻子陈世利在电话里哭：“是不是要把工作辞了，才能好好照顾孩子！”

还没等到妻子把话说完，就又有电话打进来，王富强只好先挂断妻子的电话。

陈世利也是社区工作者，是回兴街道的一名网格员。这半个月，夫妻俩都吃住在各自工作的社区，每天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差不多，虽然能够相互理解，但是对女儿的愧疚也成了双份的。

那两天，王富强很担心女儿，“害怕她烧坏了，那就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虽然工作很多，王富强还是鼓起勇气，给街道领导打电话请了半天假。他和妻子把女儿送到发热门诊，看着女儿无精打采地靠在疲惫的妻子身上，这位硬汉心里是说不出的难受。

“一天只有24个小时，顾了大家，就没办法照顾小家。”王富强说，工作上的疲惫可以消解，但这种对家人的愧疚却难以消解。

满怀愧疚的又何止王富强一个。这群在基层一线工作的人，他们是服务群众的工作人员，可也是别人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

11中旬，寒流来袭，当街道通知大家可以叫家人将厚衣服交机关车辆统一带回时，万晓冬对同事说：“行李不想收拾，我就想回去好好抱抱娃儿。”所有人都听出了话里的心酸与无奈。

虽然照顾不了家庭，但大家的坚持换来了辖区疫情防控总体可控。“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王富强说。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大家：“疫情结束后最想干什么？”

“最想回家陪家人，最想不吃盒饭了，最想不穿防护服，最想睡到自然醒……”每个人都能数出好多好多想做的事情。

战“疫”还在继续，但我们相信，这些小小的心愿，一定很快就能实现。

编辑：唐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