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文学·胡杉专栏│许老师（一）

我中学阶段没学过历史，考大学考了4年，靠扩招读了个专科。最不堪提及的高考成绩是历史，第一年考了17分，第4年也没考到40分，4次高考的历史成绩合计不过上百分。

读专科期间常琢磨毕业以后自学什么，一想这个问题，挥之不去的就是历史。

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我的高中母校做初中语文教师，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历史和外语。一年多以后，我对历史产生了些许兴趣，想报考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消息传开，同事们莫不惊诧。当时的校长还是我学生时代的校长，老领导说了一个词，精准地概括了我的冲动：魔想。

为这个魔想苦缠苦拼了5年，先后考了3次，竟然有机会进入复试了。我选的学校是我们省内一所不在省城的师范大学，专业是隋唐史。那个学校历史系只有一位李教授有资格带研究生，且当时还没有学位授予权。

李教授的指标是2人，4名考生参加复试，3名是李教授的学生，我是第4名。

主持面试的是导师李教授和副导师许老师，系里教学秘书在现场记录。

李教授在面试我时首先告诉我，我是专科毕业，不能算大学，没有考研究生的资格，何况我的专科还不是历史专业，因而只能算以同等学力报考。李教授在开场白中还说出“乡村学究”这个词。其实我不敢当，我确实生活在乡村，但哪有资格称“学究”呢。

李教授举出许多专业书，问我读过没有。幸好，大部分我都读过。

李教授投来慈祥的笑容，问我读过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没有。

我答读过。

李教授问我读过《四库全书》没有。

我答没见过。

最出乎意外的是，在中国古代有没有辩证法这个问题上，话头赶话头，不知不觉和李教授产生了争议。更不意想的是，一直沉默的许老师却开口帮我说话。

李教授又问了隋唐史的一些问题缓和气氛，然后让我退下。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那栋楼，漫无目的地拐到一处僻静地，倚在树上，心里急速旋转着两个字：完了！

晚上，我不敢去见李教授，来了许老师的家，我想确切知道是败局，然后回我的乡村中学。

许老师告诉我：再努力吧。

我心里释然了。接到面试通知以来的希望，到此荡然无存，像做了一场梦。

许老师细致地垂询了我自学的情况，我如实回答。

许老师鼓励我说“是读了不少书”。

当时我还不知天高地厚，把自己聊以自慰的狂话狂妄地说给许老师：考不上就考不上吧，历史是可以自学的，我那学校的教务主任说，他在山大读书时，山大历史系有个童教授，童教授很厉害，也是自学的。

许老师眼睛一亮，盯着我看了许久：你的教务主任是山大历史系毕业?

我答是。

许老师：哪年毕业?

我答：1955年或者1956年。

许老师沉默许久，然后对我说：你的第二志愿是郑州一家大学的研究生班?

我答是。

许老师：我认识那个学校历史系的高教授，在一次北京颁奖活动中。我给高教授写封信，你去碰碰运气吧。

我说：谢谢您。

许老师坐在写字台前，在打了红竖格的宣纸信笺上，用毛笔一气呵成写下两页蝇头小楷。

到了郑州，找到高教授。高教授坦率地告诉我，不找他或许还有希望，找他就没戏了。

我绝望了。

回到我的乡村中学，见到本县一同考了3年的一位朋友，他被录取了，他为我可惜，他说他有个亲戚的亲戚于老师，在北京某教育机构，或许能在我的第二志愿学校找到熟人。

当时我身上有二十几块钱，我现在的老伴把全家的钱都找出来，共找了十几块钱给我，我接过来放进书桌的抽屉里。

第二天，我开启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行——去北京。结果，我把抽屉里的钱忘在家里了。那时候火车票便宜，我身上的钱够我去北京——郑州——回家，只是吃饭住店的钱稍显紧张。

到北京的当天便见到了于先生，那天下雨，我被淋成落汤鸡，于先生同情我自学不易，转托北大一位田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

到郑州我见到负责招生的系主任，主任要我先住下，等几天面试了再回。

我心里升起一轮希望的红日，但难耐的是囊中羞涩。

我住进那个大学的地下室招待所里，数了数身上的钱，交了3天的住宿费，留足回家的车费，还有2块多。

我每天吃两个馒头和一包榨菜，那时候馒头是一毛钱一个。

等到第三天，我再也坚持不了了，因为我坐公交去火车站还需要钱呢。我给主任说我先回去，复试时再来。

我没回旅店，直接坐公交去了火车站。

火车上，我的邻座吃了烧鸡吃猪蹄，我默默怀念忘在旅店里的馒头和榨菜。此后三十年间我多次去郑州，每次都想念忘在那个大学旅店的馒头和榨菜。

编辑：石俊豪 熊冬梅 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