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专栏| ​两个结合：开创理论创新新境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讲到“两个结合”，是在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他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2022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讲“两个结合”。他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除了这一段阐释，党的二十大报告又专门用两个自然段来分别阐述“两个结合”，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开创了理论创新的新格局新境界，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

一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一直强调并坚持的，也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一条最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党事业不断成功的法宝。

我们党在幼年时期，也一度出现过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使我们的事业一度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同志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历史经验，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开始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便是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此后，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可以发现，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真理，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我们党所肩负的使命任务、所从事的事业，都是前无古人的，在开创性实践中遇到的大量崭新课题，没有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二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对党的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开创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格局。实际上，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一直都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之后，我们党开始自觉地进行这种结合，虽然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事实，但是在理论层面一直没有明确概括过。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结合，这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是对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未来理论发展的正确引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认识高度，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什么能在各种思潮的激荡竞争中被中国人民所选择？这不是偶然的，很重要的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高度契合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郭沫若在1926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进文庙》。他以文学家的敏感、史学家的眼光意识到了这一点。郭沫若这篇文章虚构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上海的一座文庙，孔子正和颜回、子路、子贡三位得意门生“在上海文庙吃着冷猪头肉”，只见有人抬着朱红漆的轿子闯进来，轿子停下，走出马克思。马克思忍不住和孔子讨论各自的社会理想、产业政策和富民主张。

孔子听马克思介绍完他的社会理想，也讲了一段自己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孔子感叹道：“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

马克思感慨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遥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马克思之所以认下这位“老同志”，是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吸收了孔子的大同思想，而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重要来源。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里面，都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欧洲思想界还曾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有明显的中国成分，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一点。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专门到了武夷山市九曲溪畔的朱熹园。“我到山东考察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到武夷山也专门来看一看朱熹园。”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一直到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孔子和朱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

在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丰富的文化滋养，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创“两个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中汲取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历史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更加根深叶茂。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第一个“是”，表明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个“是”，则表明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具有深刻的中华文化烙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例如，宇宙观，如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天下观，如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观，如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与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道德观，如传统文化中的为政以德、任人唯贤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二十字”好干部标准、忠诚干净担当；精神境界，如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故鼎新与问题导向、守正创新、新发展理念。

实践发展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坚持“两个结合”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两个结合”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地与时俱进，让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作者系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重庆红岩干部学院讲师，共青团中央党的二十大精神青年宣讲团成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毛泽东诗词和红岩精神等领域教学与研究]

编辑：刘桂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