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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明华专栏|人心才是民营经济的最大变量

文章来源:七一客户端发布时间:2023-03-17 16: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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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自己人”的民营经济,天然具有人民性。

在人民事业人民建这个主题上,民营企业绝不能站在每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场景之外。

困难险阻可以克服,市场机遇可以抓抢,经营理念可以再造,惟有人心需要提前打磨。


长风破浪,总值春风浩荡。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再次给民营企业送来浩荡春风: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三年疫情不期而至,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或许,比困难成因更复杂的是人心,比克服和走出困难更重要的,是在大历史观下正确认识和把握人心,真正“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

从政权的属性中认识“人心向背”,看懂民营经济命运演绎的历史逻辑

历史深处有盏灯,可以穿透现实的迷雾。

公元119年,汉朝再次与匈奴决战的刀光剑影中,国库频频告急。汉武帝采纳桑弘羊、张汤献策,颁布算缗令: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向官府呈报财产,一次性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多数人不愿申报,一时“富豪皆争匿财”。两年后,汉朝颁布更具凌厉攻势的告缗令:凡告发匿财者的人,可获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算缗令、告缗令。告缗令施行三年,无论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不少异议者惨遭杀戮,中等以上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抄产。

这只是中国古代商人的一行血泪,古代政商关系史上的一种常态。两千余年来,旧皇朝每每财政空虚或政权不稳,或加重商人税赋,或向商人借钱甚至要钱,甚至将巨商大贾连根拔起。

曾有学者指出,古代商人朝不保夕,因为其时缺乏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其实,法律制度从属于政治制度,更深层次原因,还是古今政治制度的根本不同,政权属性的根本不同。在中国古代,“家天下”是封建政权的根本属性,商人从来就不是朝廷的“自己人”,而是“自家提款机”。

回顾历史,对照当下,厘清现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民一分子的民营企业家,当然是社会主义的“自己人”。

“历史不会忘记,1979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宴请胡厥文等五老的火锅宴,提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打开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禁区。”2015年12月,民建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代表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小平会五老”的重要意义。

那是1979年春上,邓小平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老同志,一席谈话,瞬间驱散民营经济头上的阴霾。

春风携同春光来。

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重要的事情常说常新。进入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有了更为明晰且坚定的演进逻辑。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两个毫不动摇”。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三个没有变”;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三个没有变”。

政权的属性,决定人心的向背。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已深刻证明“自己人”的新时代逻辑。

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发展经济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回归人民。“五六七八九”,不知点燃了多少人间烟火、支撑了多少阖家欢乐,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民营经济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人民性揭示人民是生产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五六七八九”可见,创造税收间接惠民,提供就业直接惠民。所以,属于“自己人”的民营经济,天然具有人民性。

古代社会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工商总脱离不了提款机的角色。所以,如果对中国政商关系的历史演进稍作梳理,对民营经济政治地位的古往今来稍作对比,“离场论”“国进民退”“以人民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等等别有用心的弥天大谎,便是不攻自破。

也因此,既然是“自己人”,“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本就是题中之义,民营企业家还何愁、何忧、何虑?

从资本的属性中认识“人心不足”,看懂民营经济行稳致远的内在逻辑

蠹?

蠹!

很多人认识“蠹”字,是因为韩非《韩非子·五蠹》这篇文章。

战国末期,韩非率先喊出“农本商末”口号,提出“重农抑商”主张,他在这篇文章里说商人是一条虫,害虫。

《五蠹》把儒家、纵横家、游侠、依附贵族私门的人以及工商之民并称危害国家的五种蛀虫,还特别揭露了奸商的丑恶行径——那些工商从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

学界早有定论:中国古代社会沿袭重农抑商的政策,工商一直处于受打压的地位。

原因大抵有三:重农是古代社会基本国策,工商发达会动摇统治根基;古代社会主流价值观鄙利重义,以逐利为本的工商自然被排斥于主流之外;人性贪利所产生的种种见利忘义行为,使工商自古就背负了“奸商”的道德审判和历史包袱。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国家发展路径已然深刻变化,社会价值同样与时进化,但存在于人性深处的天然逐利性,是一个伴随整个人类社会进程也永不能获得全解的“历史遗留问题”。

资本是民营企业根本的生产要素,民营企业家必是挟资本而来。人性深处的天然逐利性一旦与资本交融,便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西方资本主义吸血长成时,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当然,也就不介意绞死别人了”。

我们绝不可否认,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合法经营,为发展增添了巨大活力,为就业提供了广阔天地。我们也无需讳言地指出,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民营企业野蛮生长之时,一些违法经营活动的确给民营企业在历史的旧伤上再添新伤。也因其自身局限性,我们看到民营经济一路走来,一些人“且看他起高楼,且看他宴宾朋,且看他楼塌了”。

正因如此,在制度安排完全可以“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的时候,民营企业家的心,就是决定自身能否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决定性因素。相由心生,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之“相”,取决于民营企业之“心”;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之“相”,取决于民营企业家健康之“心”。所以,“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两个健康”的重要论述则是正其心、导其行的根本之道。

行得正,方致远。在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总有各色资本家在作慈善路演,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就是人民一分子的民营企业家,更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们正处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本质特征之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须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既然是人民的一分子,而且是颇具创造力的一分子,在人民事业人民建这个主题上,民营企业绝不能站在每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场景之外。

就在历史不远处,当年邓公一句“先富带动后富”的号召,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序幕,方有了现今“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史无前例的地位,方有了众多优秀民营企业家走上诸方政治舞台的现实可能性。

比起被骂为“五蠹”之一的古代社会,如今民营企业家早已昂首挺胸。现今“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的期望,不仅是新时代最基本的时代要求,更是这个新时代最和谐的时代回响。

从权力的属性中认识“人心叵测”,看懂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外在逻辑

中国政协文史馆有一份特殊藏品: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捐赠的“审批流程万里长征图”。2013年,这张图亮相广州两会,轰动全国——仅是正常情况下,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中心、站,盖108个章,共100个审批环节,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

更有甚者。同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大同煤矿集团董事长张有喜说,其同忻煤矿办“准生证”,最少需要跑33个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先后要出147个文件,盖205个公章。

类似“审批流程万里长征”被戏称“公章的旅行”,便是现今全国轰轰烈烈“放管服”改革的来由。

自古以来,官印是规范社会秩序的证物,是社会行为获政府许可的通行证,当然也是权力的象征。“审批流程万里长征图”上,密密麻麻的公章盖得啪啪作响、虎虎生威的背后,有多少“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在添堵设障?更有多少人心叵测隐藏在人性深处?

民营企业家的心,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变量;公职人员的心,同样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变量。

商人的逐利本性是“历史遗留问题”,隐藏在公权背后的贪利心理,同样是一个伴随整个人类社会进程也不会获得全解的“历史遗留问题”。

时空场景切换至明万历年间。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描述了其时民间商道上的骇人场景:“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有商贩载一船灯草笤帚,价值不过2两银子,却要被收税三四两。怎么办呢?商贩“望风惊骇”,赶紧把货物“弃之而逃”,甚至“焚之而去”。本都不要了,甚至烧了跑路——见过绝望的,没见过这样绝望的。

以权谋私,历史久矣。

史家研究表明,早在夏朝末年,贪腐就已出现。荀子在书里也曾有记载,成汤求雨时说到失政之事,其中第三项就是贪腐问题。“贪墨”一词也最早出自春秋时期的《左传·昭公十四年》。

不同时空,相同性质:公权对私权的侵害。古代以权谋私,侵害的是皇家利益,现今以权谋私,侵害的是人民利益。

古代有两吏最为可怕,一是实施严刑峻法的酷吏,二是常行贪赃枉法的污吏。正是因为存在污吏贪利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人类社会自有政权组织以来,就有不曾断绝的治吏、肃吏行动。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亲”位列“清”前。所以,除了革除贪利之蠹,更需要警惕怠政之害。

贪利固然是对人民利益的侵害,懒政怠政也何尝不是对人民利益的侵害?

广东一男子为取出已故父亲的存款,耗时7个月证明“我爸是我爸”仍然未果。国务院督查组实地督查发现,明明是工作人员稍稍动下口、伸把手就能搞定的事情,结果把当事人当球一样踢了无数个来回。媒体愤而发文批评:懒政怠政比“循环证明”更可憎!媒体也时有披露,民营经济在大量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也与“踢皮球”“软打理”之类怠政行为频频遭遇。

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土壤、温度,即所谓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来自公权力的用心建构。其中,土壤是制度环境,是政策法制框架;温度是政务环境,是办事服务态度。但再好的制度环境,也得依托政务环境落地落细落实。而公职人员的心,则决定是否、何种程度上将制度供给落实落地落细,决定民营企业家能否心无旁骛地走下去。

在中国古代两千余年浩荡工商史中,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悲剧总是惊人地重演,是因为其时的时代背景脱离了人民性,是因为从来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人心。如今,从“重要组成部分”到“两个毫不动摇”,到“三个没有变”,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赶上了两千余年来最好的时代,我们坚信,当下和未来不会成为不堪回首的过往。

困难险阻可以克服,市场机遇可以抓抢,经营理念可以再造,惟有人心需要提前打磨。所以,在这个不可辜负的新时代,无论“政”与“商”,都需要认真复盘过往、精彩演绎未来,好好从“心”出发。


编辑: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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