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启智专栏｜乡村故人

在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厚土，新陈代谢，人事更迭，仿佛斗转星移，无有停歇。又似冬去春来，老叶落尽，新芽辈出。“壮年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少年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置身于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心中陡生物是人非的苍凉感。但我分明又听见他们熟悉的声音，看到他们亲切的面容。那些渐行渐远的乡村故人……

杨家干奶奶

“张金珍就是傲强，年纪轻轻的不改嫁。”“是啊，是啊！张姑娘真是黄连树上拴猫子——苦熬啊！”我听见杨家干奶奶和四奶奶坐在稻场里闲聊，提到我母亲。

杨家干奶奶是春香大姑的婆婆，春香大姑是我父亲的堂妹、四奶奶的大女儿。

那是父亲不幸去世的第二年。那年母亲三十四岁，我上小学二年级。不少人上门提亲，劝我母亲再嫁，包括我的姑姑、伯父，还有老师。当然，他们都是出于好心，也是对孤儿寡母的怜悯。不过母亲似乎并不买账，总是有些恼怒地回绝。在我父亲去世一年多后，乡亲们都知道我母亲不肯改嫁的决心，渐渐地，没有人再为她的婚事操心了。

生活的河流终于进入风平浪静的轨道。“我怕你们兄妹两个遭罪！”多年以后，我问母亲为什么当年不愿意改嫁，母亲这样回答。

杨家干奶奶快六十岁，身高一米六左右，面庞清瘦，神色刚毅，有些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后脑处盘绕成一个“螺髻”。

正月里，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去长辈亲戚家拜年。杨家干奶奶家是必须去的。杨家干奶奶待客少见的大方。母亲说干奶奶把瘦肉切得像饼干块子，而且用深底瓷盘盛装，往往堆得冒尖。那个年代，能够吃上一顿饱饭就是幸福，若能吃上几块实实在在的猪肉，则是非常幸福。我们在杨家干奶奶家，干饭管饱，瘦肉管好。杨家干奶奶不停地往我碗中夹饼干块子似的瘦肉，直到我再也吃不下。

我很喜欢去杨家干奶奶家。她老人家对我的疼爱程度，就算是亲孙子也不过如此。后来，我把去杨家干奶奶家拜年讲给叔伯兄弟连合子听，连合子吃惊地问道：“不会吧，干奶奶怎么对你这么好？我们每次去，也没吃到饼干块子那样的瘦肉！”连合子是三爹的儿子，春香大姑的亲侄子。我相信连合子说的是实话，杨家干奶奶对我们孤儿寡母分外疼爱由此可见一斑。我家即便是过年，饭桌上也看不到大盘大块的肉。

有一年腊月，大概离过年还有十多天，杨家干奶奶给我们拿来一个羊头，一两斤样子。我们如获至宝，欢天喜地。母亲将羊头剖开，切成坨儿，掺上白萝卜，炖了半锅羊头汤。当晚，母亲、妹妹和我，一家三口大快朵颐。我们狼吞虎咽，将半锅羊头汤连汤带水吃个精光，连骨头都是吸了又吸。那顿晚餐，是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晚餐。

长大以后，因为想起那碗羊头汤的无上美味，我特意去菜市场买了羊头回家炖，却再也找不回从前的感觉。

杨家干奶奶送给我们家的羊头鲜美之极，空前，也是绝后。

印象中，我还未参加工作，杨家干奶奶已经去世。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我有能力报答之时，却再也看不到她老人家了。我只能写下这片言只语，表达无尽的追思与怀念。

刘三爷

刘三爷是驻守大队林场看护果园的老人，我妹妹同班同学袁小玉的外爷。他六十出头，面容慈祥，说话温言细语，就算是跟人吵架，也不会“起高腔”。

我们村里有八个生产队，我们属于二队，袁小玉家是六队。放学后，六队和二队的学生走出校门即各奔东西。有时中午放学后，袁小玉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她要到她外爷那里吃中午饭。

林场，是我们二队学生上学和放学的必经之路。

听袁小玉讲，她每次来林场，她外爷都为她做好吃的，比如打两个荷包蛋，或者倒一大勺子油、煎一块颜色泛黄香喷喷的豆腐。在水果挂枝时节，她外爷还给她准备一袋水果。袁小玉毫不吝啬，她会慷慨地拿出水果与我们分享。

这让我和妹妹很是羡慕。我们家的鸡蛋，母亲都提到集市卖掉换回油盐了；至于豆腐，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

妹妹有次情不自禁地说，我们要是也像袁小玉这样，有一个看守林场的外爷就好了。这话说得我心里好不酸楚，母亲还是少女时候，外爷就已撒手人寰。

那时候，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特别馋。凡是田地里、水里、树上、山上能吃的东西，比如红薯、花生、豌豆角、荸荠、菱角，还有梨子、桃子、松糖，以及山楂、“苞谷米”“羊不奶”（均是酸酸甜甜的野果子）等，只要在眼前出现，总是会让我们跃跃欲试，蠢蠢欲动。

我胆子很小。我们放学回家，经过林场之后，还要翻一个山垭子，那是一、二、三生产队交界处。路边埋有几座坟茔，每次走到那里，我都心惊肉跳。我不敢一个人经过。有时放学稍晚，天将黑，哪怕一群孩子结伴，我也是提心吊胆。二姐知道我胆小，就让我妹妹还有三妹走在前面，我在中间，她断后。二姐是二爹的女儿，比我只大三个月。

春夏之交，林场果园有大白桃和水蜜桃在那里招摇。每次经过果园，我也想偷摘两个桃子，但就是不敢铤而走险。猜想这时候，刘三爷就在不远处树丛后面，盯着我们这些孩子。

只是，果园的诱惑门板都挡不住。有一次，又走到果园，看着前后无人，我突然热血上涌，不管不顾地跳下一尺多高的坎，一把揪下三个桃子，飞速逃离。不知刘三爷是在做饭，还是没有发现，反正始终没有听到他“不要摘桃子”的吆喝声。直到回家，我的心还在“扑通扑通”直跳。

二姐胆子大，也有些泼辣。队里有个人跟二妈打架，二妈占下风。十岁的二姐扑上去，一下子将那人推倒，那人爬起来，恼羞成怒骂道：“长大了又是个泼妇！”而后悻悻离开。

风意也是我们生产队的，是个女孩子，跟二姐同龄。风意跟二姐一样胆大，她们都有些小聪明。她们两个不但经常偷摘林场水果，就连刘三爷晒在林场大稻场的花生也有办法弄到手。她们两个经过稻场时，开始佯装打闹。二姐一掌推向风意，风意乘势歪倒在花生上面，一边翻身坐起，一边迅雷不及掩耳地将花生塞进上衣兜和裤兜里。

然后，风意又将二姐“推倒”在地，二姐又上演同样“技艺”。刘三爷有些眼花，可能只看到两个小姑娘摔倒，看不见他们“玩手法”。他总是干嚷嚷：“不要调皮，不要打闹，快点回家！”二姐和风意嘻嘻哈哈地离开，跑远。两人身上的四个兜都是鼓鼓囊囊的。

多年以后，二姐已经出嫁。有次，二姐邂逅刘三爷，刘三爷年近八十。二姐扶刘三爷坐好，给他倒一杯热水，谈起从前的事情。二姐问刘三爷那时候知道她和风意偷花生不，刘三爷笑道：“咋不知道，你们两个鬼精灵！”“那你咋不阻止我们？”

“你们不还是可怜，没得东西吃，要是像现在吃穿不愁，哪个还会去偷人家东西？”这是二姐今年告诉我的。

如此看来，我那次冒险偷桃子，刘三爷说不定也看得清清楚楚。在那年代，刘三爷以他的包容与善良，呵护了我们这群孩子可怜的自尊。

（作者系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学学会理事）

编辑：王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