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杉专栏｜今生有幸爱上它④

北京有一家图书馆，若是论藏书量，在京城星罗棋布声名显赫的大图书馆面前，她显然上不了档次。

但是——

这家图书馆的建筑是一百多年前的一座二层青砖小楼，在北京乃至在全国的图书馆序列里，应该是“老字号”；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座小楼里曾经汇聚过众多风云人物，有的可以说是名震寰宇的豪杰之士。

新中国成立后，这家图书馆换了主人，也换了藏书，重新入藏了来自京外的几万册图书和上百种报纸期刊。这些图籍弥足珍贵。而更令人起敬的是，这几万册图书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中的人几乎都是那个时代的星辰，其中的精英是那个时代的“天罡星”，他们已经声名显赫，并将名垂青史。

这家图书馆规模虽小，但她的馆藏图籍中，有一些珍本，可能是许多大中型图书馆都没有的；个别珍稀图籍，则可以说全世界只此一家，此外无可攀比。

我从学校毕业时盼望找一个全职读书的供职单位，阴差阳错，没能如愿。但读书的欲望依然强烈，于是就格外注意我单位附近的书店和图书馆。我的工作性质属于服务行业，竟然意外幸运地认识了这家图书馆的王馆长。这个馆里当时有四五个管理人员，现在能记起的，除了王馆长，还有张老师、韩老师、牟老师。

王馆长看我对书有几分虔诚，于是见面给我讲书，主要讲他馆里的书。我经常听得目瞪口呆。

后来，和王馆长熟了，并且也知道了我那个工区属于这家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便常从这家图书馆借书。此后许多年间，我在这家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书。

我不认同袁枚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买书需要条件，借书也需要条件。我读书的书源以自购为主，因为我要边读边标画，我自己的书随便画，借的书绝对不能画。我的存书中，有一些是先借阅而后购买的。但是，有些书，可以借到不可以买到，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不借就读不到。在我借阅的书中，从这家图书馆借的书所占比重最大。

个别稀有的书，按规定不准带出图书馆，王馆长就让我在馆里阅读。

这家图书馆的馆内结构设计挺科学。非开馆时间，馆内各个区间的铁门落锁，连蚊子也别想出入，即便有人进了楼门，也摸不到书。

这家图书馆没有专职安保人员，张老师节假日和晚上住在图书馆的耳房里，负责馆里的安保。

这家图书馆的作息时间和她所隶属的单位一致，朝八晚五，中午有午休。而我能集中用于读书的时间恰恰是节假日和晚上，因为上班时间我也要为营生奔忙。我央求王馆长：请允许我节假日和晚上进馆阅读，反正我也进不了书库，把准许我在馆里阅读的书拿出一册两册放在阅读室，有污损我以百倍赔偿。我进馆时请张老师开楼门，进了馆就由张老师把楼门锁上，我走的时候再请张老师开门。干粮和饮水我自带，馆内的水房和卫生间允许我使用，夜里允许我在阅读室的椅子上休息。

王馆长思考许久，表示：书就是给人读的，我们应该尽量满足你的请求。但馆藏图书要是出了问题，我的小纱帽就没了，或者饭碗就没了。

我说我写个保证书。

王馆长说不用了。

阅读室里有一张长方形桌案，几把木椅，此外别无他物。

由于这家图书馆作息时间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许多年间，闭馆时间里，我在阅读室没遇到过第二位读者，人们都是在开馆时间借书，且基本都是速借速走。

图书馆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我虽被反锁在里面，因为带了饮食，所以吃喝不愁，炎凉无忧。而凡是不能带出馆的图书，必定是珍稀之品，有机会读到那样的书，岂止是宠辱皆忘，真个是陶陶然乐不思归！那些年，靠了王馆长的恩典，我读了几种难得一见的书。当然，啃凉馒头喝白水的滋味，用几把椅子摆在暖气边过夜的滋味，确实并不好受，但好书对读书人的诱惑力是巨大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以后，王馆长认定我是爱书的人，同时王馆长也了解了我读书的兴奋点所在，因而乐于把馆中珍宝拿出来让我阅读。有一次，王馆长郑重地到阅读室和我谈，说馆里有一套非常宝贵的史料，可能是我感兴趣的。

我问是什么史料。

王馆长告诉我：新文化运动时期，黄炎培先生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四十多位教育界、实业界名流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教育社几乎订了当时在上海能订到的所有报纸，并用这些报纸做“报摘”，把各家报纸的基本内容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分类，共分十多类，每个月的同一类报摘合订为1册。教育社的“报摘”一直做到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批报摘辗转到了北京，后来转入这家图书馆。三十多年间的“报摘”装进书架，摆满了这个图书馆二楼西侧几间书库。

王馆长强调：这套“报摘”从不出借，也从没让任何人在馆内阅读。看你这么喜欢书，我可以一点一点拿出来让你在这里读。

我激动了，简直要热血沸腾：馆长，您再开开恩，请允许我把特别重要的内容用相机拍下来。

王馆长沉默片刻：你可以在闭馆时间拍一点，但要绝对保密。

我连连点头。

我决计把工作日的午休时间也投进去。

我务工的地方离这个图书馆大约3公里，单位中午用餐时间和午休时间合计接近两个小时，如果我到食堂吃了饭再去图书馆，在图书馆的可用时间大约不到1个小时；因为去食堂需要时间，食堂排队需要时间，吃过饭涮碗需要时间。如果我不吃饭，下了班直接去图书馆，我中午在图书馆的可用时间大约是90分钟，因为骑自行车去图书馆单程约需10分钟，打出租车约需5至7分钟。

在此后的两年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一般是中午下了班就去图书馆，骑在自行车上或坐在出租车里把备好的凉馒头送进肚里。

下午下了班，只要家里没有特别急迫的事，我便去图书馆。

日子久了，工友们发觉我中午和下午下班后有些异常。

“北漂”挣口饭吃不容易，太不注意形迹就会有麻烦。但我没办法，“形迹”与“时间”不可兼得。我要时间，不要形迹了。我心里有底，王馆长可以为我作证。

我拍“报摘”的时候，不知市场上有没有数码相机，反正我没有，而且也没有关于数码相机的常识。我用尼康相机，用135黑白胶卷，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利用午休和节假日和晚上的时间，从那套“报摘”中拍出一万多张我感兴趣的内容。

陪我去图书馆的是一个简洁实用的帆布挎包，里面总是装着相机、胶卷、电池、馒头或饼干、水壶或矿泉水。

有时候拍到深夜，便按惯例睡在那间阅读室里的椅子上。

有时候一瓶水不能支持一个通宵，好在图书馆大厅里的开放区有卫生间和水房，那水房里的水格外甘甜，因为我不十分干渴就不会接那水喝。

后来有了数码摄影，同时有了底片扫描技术，我把拍在胶片上的“报摘”全部扫出来，存入电脑。

我是读书圈里的“土路子”。我的读书感受是，读一摞唐朝的断代史，不如翻一遍《全唐文》的目录；读一摞现代史，不如翻一遍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那万多张“报摘”图片给我的知识量让我在某一段历史的某一个小点自以为有了半寸之长。

那些年，特别是拍“报摘”的那两年，我也赶了一种时髦，本来并不肥的我，却取得了明显的减肥效果，也是我为读书以另一种方式奉献虔诚的岁月。

作为想读书的人，说到任何一家图书馆我都心生敬意，而这家图书馆让我感觉亲切，馆里的阅读室则更亲切，因为我在那间阅读室里读了一摞好书，啃过几包凉馒头，喝过几瓶自来水，在那几把椅子上留下许多梦。

如果有人问我：北京你最留恋哪几个地方？实话实说，我住过的地方，我工作过的地方，我的母校，加上这个图书馆。

我曾经多次去八宝山送登仙者西行，每次都让我心中伤悲，最动悲情的有两次，一次是送王馆长，另一次是送我爹。

王馆长，我尊敬的兄长，您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一直激励着我，鞭策着我。结识您是我的幸运。我对您的感激铭刻在心底。

编辑：全丽 熊冬梅 廖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