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专栏|​​ 红岩精神命题究竟何时提出

重庆红岩嘴13号、曾家岩50号、虎头岩化龙新村76号，合称“红色三岩”，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馆所在地。

全面抗战时期，以红岩嘴为中心、曾家岩和虎头岩为重要支点的“红色三岩”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代表和象征，红岩精神在此生根发芽、发扬光大。

厘清红岩精神命题是何时何人提出及其主体指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历史地把握红岩精神的培育主体和内涵本质。

《红岩》小说及相关宣传所刻画的红岩精神

重庆解放后，从“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罗广斌、刘德彬以及曾经被关押在渣滓洞后被保释出狱的杨益言，大力宣传狱中烈士的革命精神。

1950年，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合写了报告文学《“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在1950年6月21日出版的重庆《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发表。

1958年初，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结合亲身经历撰写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在《红旗飘飘》杂志第六期上发表，引起极大社会反响；基于此，他们又推出了增写稿《在烈火中永生》，于1959年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单行本。

1958年，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向在重庆市委工作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时任重庆市委主要领导都很重视朱语今提出的写长篇小说的建议，指定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的创作。

1958至1961年，罗广斌、杨益言在回忆录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其字数曾由底稿300万字缩减到最后定稿的41万字，书稿在许多知名文学家、曾为川东地下党的老同志关心支持下最终定稿。小说从初稿到定稿，重写三次、大改两次、苦战了三个春秋。

此前，关于狱中志士的文学著作已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这本长篇小说如何定名受到各方关注，曾不断讨论修改，有《禁锢的世界》《地下长城》《地下的烈火》《万山红遍》《嘉陵怒涛》等备选名。

1961年，重庆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门就这本小说的名称进行讨论。会议提出，这本书不仅是反映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狱中斗争，而且是国统区地下党工作的缩影，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提到重庆就会想到这本书，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当年南方局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定要注意这段历史的连续性。最后，小说采用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的地名红岩村命名，取名《红岩》。

1961年12月，《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小说一经面世，立即引起轰动，以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震撼了读者的心灵，风靡全国，脍炙人口，引起了“《红岩》热”，出版后不到两年时间，多次重印，累计达400万册。

《红岩》讲述的虽然是解放战争后期的故事，但其故事发生地与真正的“红岩”相距不远，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等众多英雄人物的真实原型都是在南方局直接培养与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在《红岩》小说宣传过程中，1962年6月14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开设了“红岩精神赞”专栏，第一次使用了“红岩精神”这一提法，专栏第一篇文章为《飞翔吧，永远朝着东方》，6月21日专栏第二篇文章为《任君千度剥，意气自冲天》，6月28日专栏第三篇文章为《昂首和埋头》，7月19日，专栏第四篇文章为《还是那颗头颅那颗心——谈如何对待受委屈的问题》。

在文章《昂首和埋头》中，第一次出现“红岩”精神这个概念，文章最后写道：“我赞颂昂首屹立的‘红岩’精神，我也赞扬埋头苦干的‘红岩’精神。”当然，此时的红岩精神的内涵主要是指《红岩》小说中革命志士的精神。

中共中央南方局革命斗争所体现的红岩精神

改革开放以后，过去在南方局工作的老同志基于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等地南方局的革命斗争，再次提出“红岩精神”。1980年6月11日，原《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四川省委候补委员熊复同志重游红岩村，写下了四首以“红岩精神”开头的诗篇：

（一）

红岩精神放光辉，艰难最是创业时。

长忆鞠躬尽瘁日，不忘“江南一叶”诗。

（二）

红岩精神放光芒，九载山城意气扬。

魔窟深处酿霹雳，笔墨生涯即战场。

（三）

红岩精神放光明，霜雪资质松柏情。

敢入虎穴擒虎子，别有异军新华人。

（四）

红岩精神悠且久，八方风雨济同舟。

黑夜尽处鸡唱晓，红日冉冉照神州。

这是首次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革命岁月为基础提出“红岩精神”。

1985年10月14日，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村，81岁高龄的邓颖超深情回顾当年南方局的革命岁月，写下了“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的题词，“红岩精神”这个命题第一次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式提出，这个题词深得人心，影响广泛，红岩精神也由此正式冠名，并成为一个固定词组，传扬开去，声名远播。

毫无疑问，邓颖超同志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基础上提出了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

1991年4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第一次视察重庆，在瞻仰了红岩革命纪念馆后，亲笔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前进”，这是党的总书记对红岩精神的第一次论述。

1996年，在重庆直辖前夕，为切实推进“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重庆市委七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号召在全市广泛开展“弘扬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的活动，首次将红岩精神概括为“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重庆考察时，就红岩精神作出了重要论述。他指出：“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个讲话是时任党的总书记对红岩精神的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阐述了红岩精神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此后，胡锦涛同志也围绕传承发扬红岩精神发表了重要讲话。

基于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把握红岩精神命题

通过梳理红岩精神的命题提出可以发现，“红岩精神”概念第一次提出源于1962年6月对《红岩》小说及其人物的宣传，“红岩精神”命题的正式提出来源于1985年10月邓颖超同志的题词。

曾经一个时期直至现今，社会上很多人认为红岩精神是歌乐山渣滓洞、白公馆狱中革命志士的精神，也有人认为红岩精神只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培育的革命精神，还有理论工作者将形成于南方局革命实践的红岩精神与产生于小说《红岩》所反映的歌乐英烈革命斗争的红岩精神严格区分开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时代视野和厚重的历史史实，多次论述和阐释红岩精神，也多次讲到小说《红岩》及红岩先烈，还逐条领学“狱中八条”。

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深刻指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驻守8年，高举抗战民主旗帜，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政治民主和抗战胜利以及战后中国光明前途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此过程中培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2019年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 ”

通过梳理红岩精神命题的提出过程，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岩精神培育主体和形成发展过程的认识。作为一个科学命题，“红岩精神”在1985年10月基于南方局革命实践被正式提出，而以毛泽东为首的重庆谈判中共代表团、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小说《红岩》艺术再现的狱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都是红岩精神的培育主体，一以贯之促成了红岩精神的培育形成、丰富发展和锻造凝结。

作者简介：

王超，重庆红岩干部学院青年骨干教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重庆市委组织部“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推荐师资、重庆市党校系统精品课教师，共青团中央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成员、重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沙坪坝区社科联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毛泽东诗词和红岩精神教学与研究。

编辑：刘桂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