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时评|中外“名人”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指人们深入现场进行考察，以探求客观事物的真相、性质和发展规律的活动。它是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种科学方法。笔者翻阅了一些书籍和史料，其实从几千年前的古代开始，就有各种形式的调查研究。尽管当时古人并没有形成“调查研究”的明确概念，但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以及一些有真知灼见的社会有识之士深知，为了安邦治国，推动社会进步，为了劳动人民幸福，就必须了解民情，而了解民情就要进行调查研究。

马克思。1843年的冬天，24岁的马克思完成了自己关于调查研究的开篇之作——《摩泽尔记者的辩护》。面对莱茵省总督对《莱茵报》记者发表的两篇文章的无理指责，马克思查阅了大量的材料，调研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终将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向傲慢、偏执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政府官员“开炮”，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劳苦大众的欺压与剥削。而为了写《资本论》这部宏伟巨著，马克思从1844年到1883年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系统、动态的调查研究。其间，他阅读了2000多册经济学著作，收集了4000多种报刊，写下100多本摘录、手稿、提纲、札记等，甚至翻遍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

李时珍。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古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其著有《濒湖脉学》。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访问，后来，他多次出外访问。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当地人请教，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地方药物，最终完成了这部祖国医药旷世之作。

韩愈。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35岁的韩愈晋升朝廷监察御史之职，然而在担任监察御史的第一年，韩愈却遇到一个硬对手。公元803年，关中大旱，“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百姓生活如此困顿，但当时长安的最高长官京兆尹李实却粉饰太平，上奏唐德宗，说虽有天灾，但不影响粮食收成，非但没有减少税赋，反而私下横征暴敛，使灾情火上浇油。李实本为唐朝宗室，又是德宗宠臣，手握实权，一时无人敢言。刚刚担任监察御史不久的韩愈，实地走访灾区，深入了解灾情，深受震动。他看到百姓“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痛心疾首，如实给唐德宗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并提议减免税赋。这是韩愈上任后的第一份“调研报告”，300余字的短文，言辞恳切，为民请命。此时的李实如芒在背，将韩愈视为眼中钉，几番谗言，致使韩愈被贬为阳山县令。韩愈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享有“百代文宗”之名。其实，他绝非一般书生，而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韩大胆”。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成德镇发生兵变，节度使田弘正全家及部属300余人都死于乱军之中。成德镇地处要塞，牵一发而动全身。朝廷为了稳定局势、化解矛盾，再三思度后，还是派遣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为宣慰使，前往安抚成德镇。好友元稹认为此行极为凶险，韩愈却慷慨领命，从容而行。他手无寸铁，单人独骑，直入叛军营中，慷慨陈词，折服众人，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无论是第一份“调研报告”，还是后来的单骑闯叛军兵营，韩愈退之从未有“后退之意”，总怀踏平坎坷之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官职有大有小，人生有喜有悲，而有此初心，方可不迷不惑，心正人正，文正行正。

吴起，战国军事家。战国时期，孙、吴并称兵法大家。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吴起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吴起游历经验丰富，尤其是到魏国后更显现出其兵家本色。《吴子》“图国”篇中就有吴起和魏文侯交流的记录，吴起虽然身着儒服，但向魏文侯面呈关于军国大事的见解。他客观指出魏国一直加紧储备绘有奋武图象的兽皮，制造精良的长短武器，修造防护严密的甲车，如此积极整军备武，分明是蓄力蓄势谋求扩张。吴起判断精准，一语中的，源于他深入的调查和严谨的分析。魏文侯为之折服，随后升台拜将，派遣吴起主持西河防务。

三家分晋之初，魏国并无地理优势，吴起深知魏国急于打开局面的心态。于是，他深入调查研究，不仅对具体事物察微知著，还把握整体局势入木三分。他仔细研究了魏国、秦国、西河的关系，以及魏秦竞争对于天下变局的影响。魏与秦毗邻，是最大危险，但也可以转化为最大优势。如果西进图秦，入主关中，可以形成坚实的战略后方，魏国不仅可以成为最先崛起的强国，还可以持久保持战略优势。可惜魏国虽然高度重视吴起的调查意见，但却没有完全采纳整体方略，只是把西河作为辅线，而过早地把逐鹿中原作为主线。日后吴起无奈离魏奔楚，感叹“使我毕能，秦必可亡”，留下吴子泣河的典故。虽然吴起调查研究细致，思虑缜密深远，但刚猛孤进、不及自身，囿于时局世故，善始未能善终，令人扼腕叹息。

（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撰稿人）

编辑：卢韵竹,陈一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