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扬专栏｜乡茶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唐寅对凡俗人家庸常生活所需的这七种物资之排序是有一定道理的，譬如“茶”在我家就一直存在得可有可无。

别说我们宋家坝，连我们县也不产茶。是故，日日饮茶的习惯在宋家坝便没有产生的由头，只有到谷收时节，多数人家会从乡场购回一些，烧开一锅水，泡在木桶里，挑到稻田里，做工的间隙喝，解渴又解暑。

农忙的日子焦急忙碌，那些做不完的农活和没完没了的日子仿佛在无限延展拉长，父亲却像炒过的茶叶一样萎蜷干缩。父亲粗大的手伸进装茶叶的塑料袋，一抓一满把，丢进桶里。大铁锅里，滚水突突翻着，父亲直接用瓜瓢把开水舀出，哗哗倾进桶里。茶叶遇水发开，那些被灶火和铁锅锁住意蕴的茶叶这才在木桶里慢慢放浪形骸。只有在泡茶时，父亲因终日劳作紧缩着的眉头，也才得以稍稍舒展。

今天的人饮茶，犹如品红酒，一观其色，二嗅其香，最后才是品其味，甚至比酒有过之而无不及。茶有形，茶具更马虎不得。一些重品相之茶只可以用玻璃杯泡之，非此，就算选择更昂贵的正宗紫砂壶，它们于水中根根挺直浮浮沉沉的身姿与美感依然会其美不彰，明珠暗投。

可是，庄户人家过日子，哪讲究那茶香氤氲的形而上的诗情画意？父亲用木桶泡茶，看重的正是木桶的超大容量。火红的太阳挂在中天，脚踩式打谷机发出的嗡嗡之声在田野上此起彼伏，最繁忙的抢收时节，农民与不几日后就将到来的暴雨争夺口粮。飞溅的泥，滚落的汗，能量的空缺需要一瓜瓢一瓜瓢茶水去填满。忙起来的农村，没有采菊东篱的悠然，只有沙场点兵金戈铁马般的喧腾与急迫。此情此景，与汗如雨下的劳作相配的，只能是捧起瓜瓢一番“牛饮”，方淋漓酣畅。

太阳收起它的狂躁，掉落进河对岸的山头时，最后一粒稻子收进了箩筐，木桶里的茶水也见了底。水尽茶现，那些被泡肿了的茶叶，像一个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每一个都把青春身体里的血色元气奉献给了苍老的土地、匍匐的父亲以及一场轰轰烈烈的劳作。

一本资料上说，好茶叶必须人工采摘，一个熟练工每天所采茶叶不过七八斤，炒制后，不到二斤。母亲买的茶叶，两三块钱一大包，若人工采摘，怕是只够工钱。我仔细观察过母亲刚买回来的茶叶，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称不上一片完整的叶——叶片粗粝，夹着粗粗细细的茶叶梗，有的竟已拦腰而断。茶农手提长剪，咔嚓咔嚓，横七竖八，像一些人修剪城市街道绿化带上的矮枝般胡乱随意。但是，耐泡是它们最大的价值，因为它们要对应的，不是有钱、有闲人家生活的云淡风轻，而是日头的燥热与汗水的黏厚。与娇嫩的茶芽不同，农民需要的是茶的色泽缓缓从粗实的茶叶及茶梗中丝丝缕缕长效析出，恒久为一桶寡淡的白开水着色，让劳累的生活姑且获得一些身体抚慰和精神光泽，至于茶从茶树上下来时，有没有得到虔诚的礼遇以及茶水香不香，并不是他们在意的东西。

茶当然以香为贵，父亲选择茶叶却往往背道而驰，他泡制“苦茶”，而我宁愿打古井的水喝，也不愿喝那苦涩到让胃翻江倒海的苦茶。父亲却是喜欢的，他总说“苦的败火”。父亲喝苦茶时，葫芦做的瓜瓢端得比脸高，一瓢接一瓢的茶水往嘴巴里倒，他凸起的喉结快速上下滚动着，父亲的身体里似乎也藏着一块一直在等待雨水的干巴土地。父亲喝茶水，仿佛是因为只有喂饱了他身体里的土地，他才有力气从蜷缩中挺拔起来，然后再匍匐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侍弄他脚下的土地。

父亲并不是喝不出茶的好坏，选择苦茶，只是经济考量的现实无奈。

我大学毕业在省城工作。我买房后，父亲终于远离了他侍弄了大半辈子的土地和苦茶。朋友送的，旅游买的，家里的茶叶林林总总不少。过期的茶，我不让父亲喝，他却舍不得扔掉。他的理由很简单——“茶叶还有过期的说法？你喝嘛！还香得很的嘛！”我闻过他泡好的那些过期的茉莉花茶，许是刚过保质期，茶香虽远不及每年的新茶那般清爽甘美，但的确比他当年泡在木桶里的那些苦茶香了不知多少！

后来，我终于慢慢明白，父亲大半辈子揉搓泥土，也被泥土揉搓，习惯成自然，那些泥土、苦茶的气息与质性已经深深渗透进他的血脉，与他融为一体，变作一种固执的脾性。那脾性中，有他对宋家坝永难断裂的回望与眷恋。

大伯也有他的回望。

大伯十八岁离开宋家坝去北方当汽车兵，转业后，回到离老家一百多公里的乐山市当了工人，依然开大货车。大伯不到五十岁内退，宿命般回到原点。终其一生，大伯也只是努力给堂姐争取到了一个招工的机会，却无法把全家人搬离开宋家坝。村民们看大伯的目光复杂而奇怪，大伯心中的苦涩与酸楚转化为在村民们面前的傲慢与高高在上——毕竟，他是有退休工资的。

大伯从不喝老家场镇上买的苦茶，似乎喝一口，他就把自己的身份降格成了与宋家坝村民一样的农民。堂姐偶尔回来省亲，雷打不动准给大伯带回从乐山买的香茶。返城前，大伯还不忘叮嘱她下次回来一定记住要买茶。

我一次也没有喝过大伯的香茶，不能比较出它们与父亲咕咚咕咚灌进肚皮的那些老茶、苦茶有多大区别。大伯的香茶，绝不能泡在木桶里——似乎一口五大三粗的容器是对香茶的亵渎，就像好马应配好鞍。退休回村后，哪怕是挽起裤管下水田割稻子，大伯依然端着自己的茶缸。那茶缸已不复当年的纯白，茶缸上的字也不再像他刚退休时那样鲜艳，但它们依然是大伯自觉鹤立鸡群的证明，虽然彼时从他脸上滚落的汗珠并不比从其他农民脸上滚落的少。

大伯农闲也喝茶。这在没有终年饮茶习惯的我们村有些不可思议，有些惊世骇俗。农忙时的茶钱支出，尚可与新置办一把磨到不能再磨的镰刀、打回两斤解乏的苞谷酒相提并论。农闲的茶，就很奢侈了——没有农忙时的粮食收入，再饮茶，就有了“坐吃山空”的败家嫌疑。正因为这样，农闲时，大伯的茶喝得就格外与众不同而悠哉惬意。

也许是对“划一根火柴能走三转”的弹丸场镇不屑一顾，大伯基本不上场镇，他家的一切吃穿用度，都由婶娘操办。每逢赶场的日子，大伯早早就起了床，端一盅清茶，坐在面朝村路的石墩上等来来往往的村民赔了笑脸与他打招呼，或者看村民们看他背后那座全村唯一的二层砖瓦房时，眼神中羡恨交织的目光。大伯很受用那样的目光。

一杯茶，无论它香得如何登峰造极，在刮过田野的风面前，终究单薄寡淡，抵达不了远在另一块地里劳作的村民鼻翼。在村民们眼里，它或许平凡到与村庄大大小小木桶里的茶水般别无二致。不明就里的卑微本不成为卑微，在这一点上，茶的优越感全然不如他背后的楼房那般显性、可视。

老实说，大伯待了二十多年的五通桥区一马平川，是乐山市的工业小城，根本不产茶。堂姐前些年从五通桥给大伯带回来的那种茶，在近些年的其他地方，甚至我们场镇也有能买到。大伯却一根筋只喝从五通桥带来的茶，那茶在20世纪末期还像留洋镀金归来的学子一样让人望而敬畏，这两年，竟泛滥到遍地皆是，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大伯捧在手里的茶，如凝固剂一样，胶结着他对乐山城精彩生活的回忆，也像效果不太好的信号屏蔽器，试图将他与他脚下的宋家坝割裂，却并不彻底。大伯的傲骄带着一种撕裂的痛，我一时说不出那种痛到底是什么。

到后来，大伯越来越苍老了，就像我那被汗水腌渍，被宋家坝的土地揉搓到萎缩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大伯每天都呆呆地端着他那遍身脱瓷的白茶缸静坐在瓦房的屋檐下，像是从他背后的墙上抠下来的一些旧砖的堆砌。村庄里，早开起了小茶馆，农闲时，人们吆五喝六喝花茶、打纸牌。一幢幢堪称豪华的小洋楼先后拔地而起，大伯家的瓦房，成了村庄舞台剧中唯一的“小丑”，舞台下羡慕的目光也早已换作睥睨甚至鄙夷。最后，观众一哄而散，只剩捧白茶缸的伯父把没有观众的戏默默坚持到底。

“柴米油盐酱醋茶”。物资皆庸常，茶，确非家家户户不可或缺。茶地位尴尬，被需要又不必然被需要。如今，端一杯香气袅袅的茶静坐，我感觉自己品的不只是茶，更是过往困苦生活与当下舒心日子的更迭。我觉得，父亲喝过的茶，根根都包裹着形而下的艰辛汗水，如久泡沉底的茶叶再也无法浮起。我以为，大伯如茶，他被时代冲荡，在茶的形而上或下之间浮浮沉沉。大伯那些年喝茶，仿佛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仪式，似一场行为艺术，有哲学的况味，有些孤高，有些落寞。

而今，大姐和大姐夫去了深圳创办小企业，事业有成，两个堂兄相继在镇上买了房子，我们一家也举家搬离了宋家坝。大家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只剩大伯生前的荣耀——那栋二层楼的老瓦房有些歪歪扭扭地待在那里。去年夏天，我回了一趟老家，大伯的坟前，刺槐、泡桐、苦蒿等长出一大片，我那些年闻嗅过的大伯的香茶气息和父亲的苦茶气息都随吹过宋家坝的风远去得无影无踪。浮生若茶，香香苦苦，苦苦香香，香的不再香，苦的不再苦，茶的一切形、色、意、味都如云烟般过眼消散……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王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