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德成专栏｜老家的包面

一夜不急不缓的秋雨，终于让发威的“秋老虎”偃旗息鼓，清晨的风儿带着丝丝凉意，格外舒爽。

回到我的老家重庆市开州区，早餐一定会去街边的小面馆吃一碗包面，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桌子边已经坐满了食客，还排着长队等候……

小小的面馆里，整洁有序。一位俊俏而又麻利的女人在掌勺，只见她两只手翻飞，不停地在一口大铝锅里搅拌打捞；嘴里还不停地提醒帮手，脸上挂着微笑，时不时地回应着客人。一个小面馆经营得热气腾腾、人声鼎沸，香味儿四溢。在店里招呼客人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人人都喊她老亲娘，只要你进店一落座，她就会微笑着立马递给客人一瓷盅豆浆，让你开胃润嗓。很有意思的是，每个小瓷盅上面都印着一句怀旧语录，耐人寻味，勾起人的遐思，浮躁的心便平静了下来。

十分钟后，我们要的包面端上桌来了。鲜美的味道扑鼻而来，赶紧皱起鼻子闻了闻味道，然后深深地吸一口气，才开始动筷子。开州包面的灵魂是当地人最爱的山胡椒，很多家常菜都会放山胡椒。虽然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是山胡椒倒是不缺，家里的山胡椒从树上摘下来捣碎就拌着吃，鲜香无比。虽然离开家乡好多年，但一直偏好这口。也许是联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满满一大碗包面，被我囫囵吞枣地下肚，一口汤也没有剩下，回味悠长。

小时候吃顿包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一年里也没有几回，逢年过节或者有客人才有机会吃上。一般来说，第一顿包面大多是在端午节里吃上的。那个时候，栽完田里水稻秧的男人们上坎了，收完坡地上麦子和油菜籽的女人也喘过气来了，累趴了的家家户户有了点笑脸，虽有些苦涩，但终于迈过了青黄不接的粮荒。巧的是端午节多数是在春夏之交的雨季，也不能劳作。闲着的大人们就张罗着做顿好吃的，首选就是做顿包面来打牙祭。那时候，父亲用竹编的小簸箕，端上还没有完全晒干的七八斤小麦，到队上的面坊去换面粉，顺便在山里摘一把刚露嘴儿的山胡椒，用桐树叶包着带回来，一到家就挽起袖子揉面擀皮。母亲也从菜地里提回一篮子瓜菜和小葱，加上过年攒下的几片豆干和腊肉，搅碎在一起做馅儿。我呢，就在院子里跑进跑出地炫耀后，早早地坐在饭桌前，眼巴巴地望着围着灶台忙碌的父母背影，不停地咽着口水……

过了一会儿，忙得一脸通红的母亲，泼泼荡荡地端来一盆煮熟的包面放在桌子上，热气四散，满屋香飘，欢喜得跳起来的我，没等母亲开口，便伸手舀了一勺，万没想到母亲眼睛一瞪，“啪”地一巴掌打在我的肩膀上，说吃好的东西，必须记住先要孝敬那些在天上的老祖宗，以后的日子才会越过越好。说完母亲又一大碗一小碗地往邻居家送去，直到父亲也坐上桌，才让我动起筷子来。如今回想起那时刻，那余味余温还在嘴角，始终抹不去。

那个年代的老家物资匮乏，但是民风淳朴，互相帮助、互通有无，邻里间的大事小事，晚上在坝子里一坐，就豁然有了头绪。逢年过节，或者邻里有娶媳妇嫁女儿的大喜事，家家户户都要彻彻底底地做一次卫生，主动安排客人在家住宿。而我们这些孩子，也落个宽松的日子，无拘无束，任性地打闹。米泡儿、苞谷泡儿，把上下衣兜装得鼓鼓囊囊的，一天吃得口干舌燥后，便在门口的堰沟里躺着喝水。平常日子里，不管哪家来了客人，做了好吃的饭和菜，也会挨家挨户地端来端去。那份纯洁如水的乡里乡情，一直是缭绕在我心中的乡愁，历久弥新。回忆起这样的过往， 我对母亲的严厉有了更深刻的包容和理解。

还有一次，父亲挑公粮到粮站上交，我也背了20斤跟着去，那是我第一次去赶乡场。父亲把公粮上交后，直接把我带到场上的一个叫“三八合作商店”的面馆，让我第一次在馆子里饱餐了一顿包面。父亲说主勺的是个远房亲戚，让我喊他表叔，外号叫“吴多耳”。表叔耳朵大，耳垂下面长了个肉疙瘩，所以都喊他“吴多耳”，其实父亲也只知道表叔姓吴，却叫不出名字来。那天，表叔一眼看见乡下来的我们父子俩，赶紧招呼我们进店。表叔体形肥胖，笑起来像一张罗汉脸。他特别为父亲和我煮了一钵他亲自包的包面，而且还帮忙交了4两粮票和4毛钱。难忘的是，他跟我父亲说好，还把我留在店里和他睡了一夜。我同他和衣躺在两张并拢的桌子上，望着一盏沾满油污有些昏黄的煤油灯，前半夜听他摆龙门阵，后半夜听他如雷的鼾声……

老家的包面，后来也被外来人称之为“抄手”，现已成为风味独特的传统美食。其实，乡愁也是味觉的思念，无论一个人在外闯荡多少年，即使口音变了，但是对故乡的味道，仍旧无限怀念。每次回开州，一定少不了一碗山胡椒包面……

编辑：胡晨愉,熊冬梅,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