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启智专栏｜中秋糍馍

在我老家，人们把糍粑称为“糍馍”。对于不带汤水的团块状面类食物，我们统称为“馍馍”。包子和馒头叫“蒸的馍馍”，锅盔叫“烙的馍馍”，薄煎饼叫“摊的馍馍”。一般来说，“馍馍”都是面粉做的。糍馍是糯米制成，之所以也称为“馍”，想必是它的形状与白面馍相似。

在不少家庭整天喝稀饭、米糁糊糊儿、苞谷糁儿的艰苦岁月，大米干饭和白面馒头是让无数农家子弟眼睛发光放亮的好东西。糍馍亦然。糍馍是农村中秋节的糕点，也是应时的主食。糯米稀少珍贵，糍馍平日难得一见。

小时候，月饼在农村是稀罕物。只有少数富裕的家庭，中秋节才会买上一盒或者十几个散装月饼。那时的月饼很小，原料简单普通，无非是面疙瘩裹白糖、花生仁之类。买得起月饼的家庭，八月十五也无一例外要打糍馍。

谷脱壳为米，糯米来自于糯谷。当年糯谷亩产六七百斤，杂交稻一千二百斤左右。种糯谷显然没有杂交稻划算，因此，稻田糯谷占比都微乎其微。水田依质划分为三类：一类水田光照时间长，土质肥沃，旱涝保收；二类不缺阳光雨露，但位置稍偏，供水不方便；三类为冷浸田，窝在深山沟，日照时间短。在分田到户前，糯谷只在冷浸田占有一席之地。就算偶尔跻身二类田，也只能于毫不起眼的稻田边角寂寞生长。

粮仓里糯谷总量有限，只按人头分发。无论劳力还是老人小孩，每人每年可分两斤半糯谷。母亲、妹妹和我，我们家一年分七斤半。外婆家，外婆、舅舅、舅母和三个老表，可以分到十五斤。一斤糯谷打六七两糯米，我们家一年大约五斤糯米，外婆家十斤左右。

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有些农户会在几亩连片的大田中，拿出三四分田栽种糯谷。糯谷稻穗比其他稻穗明显长一截，糯米也比其他稻米细长。或许是种植面积小，生长的地方又不显山露水，糯谷在我记忆中始终是模糊的。

然而，关于糯米以及糍馍的记忆却分外清晰。母亲身材瘦小，体单力薄，在村里算不上“硬劳力”，我们家总是青黄不接，经常不到月尾就向乡邻借粮，等到下个月分粮食再归还。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艰难。母亲后来说，我们那时的日子就像吃萝卜，“剥一截儿，吃一截儿”。印象中，母亲好像从来没有做过糍馍。每年等不到八月十五，那几斤可怜的糯米早已被我们吃光。

舅舅七岁就学会犁田打耖，是个地道的庄稼把式；舅母不仅比我母亲高半头，甚至比舅舅个子都高，身体也壮实。舅舅和舅母属于响当当的“硬劳力”。他们家分的糯米可以留到中秋节。

父亲去世之后、我考上师范之前，我和妹妹几乎年年都在外婆家过年，也有好多年是在外婆家过中秋节。八月十五那天，舅母天刚亮就起床，将大木盆洗干净，放进糯米，倒半桶清水，让糯米充分浸泡。待糯米浸泡得如同珍珠玛瑙般晶莹剔透，将糯米捞出，放入柴火灶上的大铁锅，舀两瓢水，沿锅周边慢慢倒入，干柴大火将糯米蒸至九成熟。六十多岁的外婆也起得早。鉴于舅舅和舅母已经走到“家庭舞台”中央，她自觉退居“二线”。外婆坐在灶台前，不断往灶膛添加柴火，默默为舅母“打下手”。

糯米蒸好了，舅母三下五去二，将它们铲到一个比水桶略小的木桶中，趁热打铁，抡起长长的擀面杖，从木桶内侧四周边缘不断地杵下去，直到把蒸熟的糯米鼓捣得不见颗粒、粘性十足、浑然一体。将糯米杵粘后，舅母会取出一半放到案板上，用以炕甜糍馍。剩余一半用来炕咸糍馍。

准备做咸糍馍的那部分糯米团，舅母往上面均匀撒上几勺盐以及半碗葱花，继续杵五六分钟，然后将粘乎乎的糯米团切块切片，揉捏出一个个比甜薄脆饼干稍大、约摸指头厚的小圆饼，再放进铁锅，用文火炕到两面黄。甜糍馍是在将小圆饼炕好出锅后，在表面淋上些许白糖。

舅母说，打糍馍有两个环节要注意。一是杵糍馍。糯米蒸熟出锅要赶紧杵，晚了粳米不容易捣碎，任你怎么杵糍馍黏性都差些，吃起来会硌牙。二是炕糍馍。一定要用小火文火，最好用干松毛（松树针）和“胡叶片”（花栎树叶）。这类“软柴”容易控制火势。舅母打糍馍技术娴熟，外婆火候把握得天衣无缝。每次糍馍出锅，我们都一片欢呼。我们几个孩子每人端一大盘糍馍，狼吞虎咽吃个够。外婆、舅母、舅舅看着我们满足的样子，都开心地笑了。

糍馍是农家八月十五的标配。时至今日，每到中秋节，老家的乡亲们都要打糍馍，吃糍馍。

岁月不居，时光如水。转眼三四十年过去。我从老家来到深圳谋生已有十九年。这些年，月饼成为中秋节标配，糍馍业已成为遥远的回忆。外婆与舅舅也已作古。

近日，我和舅母通电话，提到糍馍，不由一阵感慨唏嘘。舅母说，那时候没有东西吃，只要能填饱肚子的都是美味。舅母还说，我回老家，她做糍馍给我吃，不管是不是八月十五。

此时，舅舅憨厚亲切的话语分明响在耳畔，外婆慈爱的笑容，她坐在灶门前低头往灶膛添加柴火的情景历历在目。那黄灿灿喷喷香的糍馍又在撩拨我的味蕾……

（作者系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学学会理事）

编辑：王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