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毅专栏 | 那些年，那些借书给我的老师

时光如流水，会冲刷掉很多记忆。但也有一些像小溪里的石头，稳稳地落在那里，仿佛扎下了根。读书时，借书给我的老师，就是我记忆河流里的那些石头。很多年以后，十件事情里有八九件都记不起来了，但是那些与书有关的故事，却依然清晰如昨。

第一个借书给我的老师应该是小学时候的潘长先老师。我们那个学校是村小，叫童家岙小学。老师之中大多数也来自本村，好几位都姓潘，学生在称呼的时候为了区分，管最年长的叫潘老师，其他几位则取他们名字里的其中一个字，遇到字相同、音相近的，再加上“大”或“小”，比如大英老师，英老师。而潘长先老师自然也被叫作“先老师”。先老师是从锦堂师范毕业的，在那个年代，也算是高材生了。偶然的机会，我和几个同学在先老师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他读书时候留下的书籍，有《格林童话》，有《中国近代史》，还有《共产党宣言》等等。那个时候学校里没有专门的图书室，只有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像变魔法似的拿来溜溜球、毽子、绳子和各类棋子，还会拿来一些书，其中以童话故事、科普读物和连环画居多，像《十万个为什么》《燕子李三》《神跤甄三》《七剑下天山》……相比于那些粗浅的读物，老师家阁楼上的藏书无疑更加丰富，也更加吸引我。于那时的我而言，小小的阁楼不亚于一个馆藏丰富的图书馆。

等到上了初中，从“童家岙”来到“龙南”，借书的对象就更多了。我问班主任金新华老师借过书，而且借过四本，一本是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一本是赵忠祥的《岁月随想》，一本是从维熙还是张洁的小说，书名记不得了，另一本则更模糊一些，只知道是青春小说，书名和作者皆已忘却。但这些书里的内容我分明还有印象，特别是当年阅读时的感受，至今仍觉真切。我也问教社会课的叶娟珍老师借过书，不过多是一些杂志，印象最深的是《文史知识》。通过这本杂志，我知道了古代围棋分成九品；知道了淝水之战背后的故事和那个“稳如老狗”、娴雅明断的谢安；知道了朱敦儒的《鹧鸪天》和别人嘲讽他的两句诗，从“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到“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这人生当真是无奈；还知道了一首词，大意是词人的一位朋友自学算命，算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散尽家财，潇洒人生，结果“死期”到了，人却没有死掉，只得典衣沽酒……值得一提的是，叶老师教课之余，偶尔也会写稿。有时杂志上就有她的文章，便觉得十分羡慕，心想自己哪一天也能像她一般发表就好了。那时候，作业、试卷是刻在蜡纸上用油墨印刷的，怕她不肯借书给我，我很心机地把这个活揽了过来，所以，那些年，同学们没少做我刻写的题目。我甚至还在周六上兴趣课的间隙，问实验室的管理员老师借过书。有一次，我们做“叶脉书签”的实验。我完成得较快，兴冲冲地准备打道回府，出门时，却见他拿着一本《悲惨世界》在实验室门口静静地看着。这本书我没看过，于是便凑上前同他套近乎。他自称是金老师的学生，与我算是师兄弟。有了这层关系，我便正大光明地从他手里把书顺走了。印象中，后来还问他借过《清平山堂话本》。这些书和借书给我的老师给我的初中岁月增添了无限乐趣。

如果说小学升初中是从村里来到镇上，那么初中升高中则是从镇上走到了市里。我就读的三山高中是一所新成立的学校，我们是首届学生。学校的校舍第一年在三北大街，后来又搬去了文二路。三山中学是有图书阅览室的，故而问老师借书的次数便少了，甚至还因为在课堂上看《水浒传》，被没收了一本去。当然，只是次数少了，并不是没有。比如从崔开军老师处我借过《唐诗鉴赏辞典》和《宋词鉴赏辞典》，特别是前一本，借了又还，还了又借。之所以如此折腾，是因为书很厚，许多典故我都没有听过，故而看得很慢。也不知道老师见我久不归还，心里是否会感到不快，本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原则，我反反复复借了好多次。后来，崔老师许是看出了我的顾虑，便对我说：“没关系，你慢慢看，看完了再还我。”于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觉得老师那么好，我也得帮点忙才行，自告奋勇帮着改了两回作文。如今想想，那时的字又丑，点评又不到位，纯属添乱。但回忆很美好。

今年是母校三山中学成立20周年，数月前，我翻改旧文，写了一篇《三山二十年，我们的爱不曾旧老》。前几日，又有同学应班主任龚老师要求，统计班里同学的信息，没来由地，我又想起了那段借书而读的时光，以及借书给我的高中老师，又从高中老师联想到以前的老师。想起时，我满心感激，因为是他们保留了我对于读书和学习的热情。由读而写，时至今日，依然不曾懈怠。

编辑：蒋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