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颜专栏丨匍匐大地的番薯

无论它有多少个名字，我永远把它叫作番薯。这个习惯来源于我多年的母语词汇，就像番薯对泥土的坚守，早已根深蒂固。

起初我以为这名字土得掉渣，后来略长见识，方知“番”其实是和洋气沾着关系的。徐光启《农政全书·甘薯疏》有云：“闽广薯有两种，一名山薯，彼中固有之；一名番薯，有人自海外得此种。”此中所提番薯便是了。相传此物最早由印第安人培育，后传入菲律宾，被当地统治者视为珍品，严禁外传，违者处以死刑。明朝万历年间，两个在菲律宾经商的中国人冒死将番薯藤运回中国，从此广泛种植，最后遍及中华大地。

原来，它是正儿八经的“舶来品”。在我的故乡麦菜岭，一切和远方有关联的作物都被冠上了“番”字，譬如番芋、番豆、番茄……

无论如何，番薯在中国大地上活了，不管红土黄土黑土，它只顾遍地生根，根茎横贯东西南北，没有一丁点娇贵和水土不服的意思。以至于许多人都对它的存在感觉天经地义，理所应当。根本想不起来它曾怎样漂洋过海，历经千难万险，才落入我等口腹。也不知那两个不怕死的先祖，在泉下是否心有腹诽。

番薯的好种易活，在为它赢得广泛喜爱的同时，也被人为地附着上了诸多的轻视和贬义。你想，随便扔一根番薯藤在泥面上，高山也好，坡地也行，河沟也罢，它都要落地生根，竭尽全力地铺展开枝叶，还没心没肺地开花结果。不挑土质，不挑肥料，不挑水分。

番薯匍匐在大地上，沉默、隐忍。它对抗着一切旱涝，连虫子都不惧，不需要给它特地施肥，也不需要替它喷洒农药。假以时日，便慷慨地捧出它的叶，捧出它的茎，捧出它的根，尽着人类与牲畜大快朵颐。它难登大雅之堂，却往往成为很多人舌尖上终生惦记的美味。

我们家乡盛行着一种小吃，叫番薯叶米果。小时候，因为种番薯，我挖地、开沟、担水，把一切劳作之苦都尝了个遍。但摘番薯叶却是件极愉悦的事。一走进番薯地里，到处铺开着水灵灵打着露珠儿的叶子，看着便满心的欢喜。在每条茎上取顶部最嫩的几片摘下来，不消多久，菜篮就沉实了。洗净拌上米浆，上锅蒸熟，绿莹莹地端出来，切块蘸上佐料吃，那种滋味简直妙不可言。

此后，我的家乡人走到哪里，便将这味小吃带到哪里。先是大范围地占领了本市的早点市场，后来，他们又在打工者密集的地方，一家一家地开出店来。在广东，在福建，在浙江……只要有九堡人的地方，就能找到这味九堡特色小吃。甚至连外地人也寻上门来，大声称赞：“真好，的确是绿色食品啊！”

在饥荒年代，番薯充饥果腹的作用功不可没，曾经成为众多乡野农民的救命粮食。早前，我的堂哥春林第一次出远门，随乡人去武汉打工，不多日突遭变故，乡人各散东西。而他被包工头抛弃，身无分文，只得徒步回家。他日夜兼程，整整走了26天，方才一屁股跌坐在了我家的椅子上。奶奶抚摸着他瘦削的脸，老泪纵横：“孩子，这么多天，你是吃什么过来的？”堂哥说：“只有番薯，饿了就趁没人时在路边掘几个吃。”幸而有番薯，幸而只要有泥土的地方便有番薯的身影。

番薯的好，乾隆皇帝也知道。他在晚年时曾患“老年性便秘”，太医们千方百计给他治疗，但总是不见效。一天，他散步来到御膳房，闻到一股焦香气味，十分诱人。乾隆问道：“什么东西如此之香？”正在吃烤红薯的一个小太监见是皇上，忙跪倒磕头道：“启禀万岁，这是红薯。”乾隆从太监手里接过一块烤红薯，吃后连声道：“好吃，好吃！”从此，乾隆经常吃烤红薯，不久，他久治不愈的便秘竟不药而愈了。

冬天的时候，我们领着孩子在野外烤番薯。一群大人聊着番薯的N种吃法，N种功效，聊得口舌生津，直到香味在整个田野飘散开来。恍惚间我又看见了烈日下挥锄种番薯的那个少女，金黄的老茧握在手心里，多年来仍未消散。像眼前的番薯，无论被人们端上多大的台面，开发出多少的功用，它还是它，不邀宠，不谄媚，不忘初心，安静地活着。

编辑：孙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