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启智专栏｜打肩膀头儿

那天，我去公园散步，迎面遇见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男子肩膀上驮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男孩目光炯炯，正视前方，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

“打肩膀头儿！”老家襄阳的叫法一瞬间闪现脑海。打肩膀头儿，就是骑肩膀头儿。多半是，父亲双手抓牢孩子的小手，小男孩或小女孩骑在父亲脖子上。因为有孩子在肩头，父亲步伐速度适中，走得稳当、走得谨慎。孩子沉浸于浓浓的父爱中，幸福满满；更因“登高望远”，视野开阔，身心俱爽。

打肩膀头儿，电光石火般照亮了我记忆的隧道，那些泛黄的岁月返青，在眼前呈现出生动的画面……

女儿小时候有些顽皮，每天蹦上蹦下，爬高爬低，常常累得满头大汗。她特喜欢打肩膀头儿。下班回家，女儿立马扑到我面前：“爸爸，打肩膀头儿！”我弯腰，抱起女儿，举过头顶，让她稳稳坐到肩膀上，然后在屋子里转几圈，有时还下楼到院子里耍。女儿催我走快点，我就一路小跑，嘴里喊着“驾、驾、驾”或是“嘀、嘀、嘀”，引得女儿开心大笑。那快乐的笑声如银铃般，在院子里经久回荡。

女儿小时候，常去她外婆家。出门时，她就要打肩膀头儿，直到上公交车才肯下来。一下车，女儿又骑到我肩膀上，得意洋洋哼起儿歌。

有一天，女儿在我肩膀上折腾十多分钟后，又要骑她那辆刚买回的童车。为防止她骑行摔倒，我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女儿在公路上骑行七八百米之后，原路返回我们家所在的粮站大院。

进入粮站大门，迎面是一个小斜坡，女儿向前冲去。我感觉有些累了，就放慢脚步。快骑到坡顶时，女儿连人带车往后倒退。我离女儿也就一两丈远。我想，就算车子倒退下来，也会倒到我面前，到时再扶她也不迟。然而，我这种侥幸心理让女儿吃了亏——眨眼间，车子歪倒，女儿一下子从车座上摔下来，吓得哇哇大哭。我赶紧上前，抱起女儿，发现她右胳膊好几处都擦破皮，渗出血印。一定很痛。我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

假如，我那时不是心存侥幸，而是当即弹跳起来，紧跑几步，扶住女儿和童车，女儿就不会摔倒、不会受伤。

如今，女儿早已长大。但每当回忆此事，我都充满自责和愧疚，许久难以平复。

女儿上小学后，与打肩膀头儿渐行渐远。而我，竟然有些许失落。那些曾经的累，日益成为温馨和珍贵的回忆。

我小时候，也曾骑在父亲肩膀上，雄赳赳气昂昂去远方。

大概我六岁那年，离大年三十还有两三天，父亲用他并不强壮的肩膀驮着我，到六七十公里外的伯父家过年。临出门时，在门前稻场晒太阳的四奶奶笑着说：“爷儿两个出远门走人家吃好的去了！”

虽说，我们家距伯父家不过六七十公里，但那时交通不便，行程颇费周折。我们先是步行四五公里，去镇上客运汽车站乘车——当然，只是父亲步行，我一直坐在他肩膀上。客车行驶大约三十公里后，须横跨汉江上游地段。那时未修建跨江大桥，客车走完数十米下坡路，到了江畔，缓缓开上一艘轮船。船身有两三层楼高，甲板非常宽大，可以同时运载两三辆大客车。江水浩荡，一望无际，远处雾气蒙蒙。江面宽度也就五六百米，顶多七八百米。轮船行驶缓慢，十多分钟后才抵达早已望见的对岸。

车上乘客全部下车，再下船，空荡荡的客车又被轮船运回去。客车被轮船摆渡过江后，就不再载客往前开。

上岸后，父亲又抱起我，放到他肩膀上。步行十多分钟，走到一个小站台，等火车。第一次出远门，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骑在父亲肩膀上，看到远处，瓦房还有楼房连成一片。就在我东张西望神思云游之际，一列绿皮火车呼啸而至。大概半个小时后，火车到站。

出站时，我照例又骑上父亲的肩膀头儿。父亲喜笑颜开：“快到大伯家了！”

二十多分钟后，一处半坡地带赫然映入眼帘，十几排红砖红瓦平房呈梯次分布，气势壮观。走到半坡中间位置，父亲说：“到了！”

在伯父家过完年，我们正月初三回家。

当我骑在父亲肩膀头儿，从伯父家返回时，四奶奶又热情打招呼：“红娃儿（我的乳名）去大伯家吃胖了！”

遗憾的是，那之后仅仅过了两年，父亲就不幸辞世。

父亲在世时，我一直对他心存畏惧。去伯父家过年，让我骑他肩膀头儿，是他少有的“怜子”温情流露。四十多年过去，父亲的面容轮廓，我已记忆模糊，然而骑在他肩膀头儿出远门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如昨，成为我追忆父爱的依托。

父亲的肩膀头儿，是亲情的载体、父爱的驿站，也是无数人回望童年的一扇窗口。

（作者系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学学会理事）

编辑：王耀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