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原创性贡献与传媒新使命

当代党员杂志社职工参与的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地方党刊在思想建党中的功能研究”阶段性成果在核心期刊《传媒观察》上发表。

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张晓红教授和博硕研究生周文韬、庞行、窦玉英、刘晶、张淇，重庆当代党员杂志社时评员张开琳在核心期刊《传媒观察》2024年第1期发表文章，总结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原创性贡献与传媒新使命，此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地方党刊在思想建党中的功能研究”阶段性成果。文章认为，从生成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创新观点的集纳升华，着眼于回应现实的紧迫需要，植根于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坚实实践；从主要内容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从11个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从事业发展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我们以更加系统和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传媒业，要求作为“文化基础设施”的主流媒体更好地承担组织政党、整合社会、争夺话语、传承文化等基础性功能。

论文正文

习近平文化思想涵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传承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是一个具有高度系统性、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具有特定的生成逻辑，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对新时代党的传媒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于新时代以来世情、党情、国情的深刻变化，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建设的体系化、学理化成果，坚持从历史长河中看待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文化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文化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价值，其生成逻辑可以从理论、现实和实践三个维度进行解释。

（一）理论之维：对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创新观点的集纳升华

在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中，“论述”、“理论”和“思想”是一组既相互关联又层层嵌套的概念。“论述”是指领袖人物对特定命题的叙述、分析；“理论”是指通过一定时期的实践活动概括出来的对重大问题的系统性认识和方法，它借助凝练的概念和对基本原理的描述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思想”是指对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领域的规律性认识和判断，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关于某一问题系统性的“论述”可以集纳为“理论”，“理论”经由实践检验可升华为“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思想的提出有具体特定的标志和条件，领袖人物某方面思想的命名是非常审慎的。目前，见诸官方文件或权威媒体的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特定方面思想理论的表述主要分为3个层次，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总概念外，直接以思想命名的概念共有6个，以重要思想命名的概念（相当于“理论”层面）共有11个，以重要论述命名的概念约有80个。显然，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这些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理论、思想中居于第一层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之密集、作出的决策部署之全面，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之丰富，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据课题组统计，2012年11月17日至2022年7月28日，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组织了84次集体学习，其中涉及宣传思想文化方面的学习多达21次。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于2013年、2018年两次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革发展方面的规划和方案，在地方视察调研时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一系列要求，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阐明对全球文化、文明发展和交流互鉴的一系列中国立场、中国方案。这些重要论述，反映了党对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建构了坚实理论基础。

（二）现实之维：着眼于解决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问题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要解决当前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问题。

一是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产生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必要前提。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是共同体所“共有的信仰与情感，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即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的凝聚力。在现代政治中，文化认同被视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政治资源，体现为一个民族鲜明的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世界各民族的趋同化，“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要通过建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增进文化认同，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二是着眼于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大众文化的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比较和对受众思想观念的争夺。意识形态与文化的结合，可以使其产生高度的内隐性，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接受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深层次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持续增加。一些西方国家抱着“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我国的目的，利用文化霸权和国际话语权，借助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大众娱乐等多种载体，将其价值观、政治理论持续不断地输送到我国。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确保我国意识形态上的安全稳固，才能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三是着眼于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传播可以展示本国形象、传递本国价值理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当前，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同经济实力还“很不相称”，我们在国际社会上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做好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实践之维：植根于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坚实实践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中，从7个方面对新时代十年宣传思想战线的实践成果进行概括，包括：党的理论创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弘扬，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文化自信得到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等。这些显著成就有很多可以量化的具体指标。以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为例，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22年营业收入超过16.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98亿元，增长1.0%。分行业类别看，新闻信息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内容创作生产、文化投资运营、文化传播渠道等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4.0%、2.6%、2.4%、2.0%和0.4%。可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是这一思想不断丰富完善并形成严整体系的重要源泉。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也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彰显出强大真理力量。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吸收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建设的思想主张和理论观点，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等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课题组梳理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具有11个方面的原创性贡献。

（一）提出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

文化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核心议题。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属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而论证了无产阶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指出“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表现在‘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毛泽东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中国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对于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的内容来说“自然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要把党建设成“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提出“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厘清了文化建设的领导主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部分的文化建设，必须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文化领导的核心是意识形态领导。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领地位。面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并作出全面部署，表明党对坚持文化领导权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二）提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对基本概念，延伸到文化领域分别对应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整个精神生活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但并不否认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对此多有论述。比如，邓小平提出著名的“两点论”，其核心就是要求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同时，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着眼于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问题置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将二者统一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2022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首次完整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重大论断，从而将精神文明建设提升至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既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发展。

（三）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

外来的政治理论只有同本国的特殊国情与文化传统结合，才能更好地被本国民众接受。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改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用“两个结合”总结了这一重要历史经验，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早已有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提出，对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注重点大多集中在“第一个结合”，其中虽然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所提及，但始终属于从属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不断发扬光大，既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真理性，还因为马克思主义“同我国传承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认识到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要实现长期执政，政党的指导思想就必须立足中国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进而鲜明提出了“第二个结合”。一方面，“第二个结合”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深层次注入马克思主义，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

（四）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源、文化传统、文化身份等所产生的归属意向与心理认同。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和反复冲击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跌到谷底。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才带领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淬炼出内涵丰富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一段时间，受多重因素影响，国内社会崇洋媚外的现象，特别是对西方文化的“仰视”心态、对中华文化的“自卑”心理，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也反映出文化自信的构建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既需要增强物质文明、提升国家硬实力，更需要增强精神文明、构建国家软实力。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和时代发展、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在用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根基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路径。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中都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智慧和价值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厚文化自信和强烈历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两会“下团组”时指出，“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平视世界”所彰显的就是新时代不断巩固的文化自信。

（五）提出关于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论述

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使命型政党，将主动承担历史使命和切实履行政党责任视为组织激励和行为动力之源。具有“对伟大使命的明确认知与自觉担当、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探求与实践遵循、对指导思想的极度重视与发展创新、对人民群众的价值承诺与伦理关切、对集中统一的制度要求与组织建构、对党性修养的高度强调与典型示范”等6个基本特征。在每个重要领域和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会提出具体的使命任务。

2023年６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进而提出了新时代文化领域的使命任务。新的文化使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科学性在于与新时代总体布局和其他领域使命高度关联，主要表现在：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文化是重要内容；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文化是重要支点；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文化是重要因素；在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中，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阐释了新的文化使命这一目标任务，也提出“七个着力”作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的方法路径，实现了思想体系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六）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道德规范的综合体，是对社会精神、社会理念、公民道德的抽象概括。核心价值观奠定国家制度的道义基础，规制国家制度变革和调整的基本方向。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都重视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加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发挥马列主义的教育意义。邓小平提出要“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提高民族自尊心，还要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革命品质教育。”江泽民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胡锦涛提倡“八荣八耻”，倡导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重要论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核心价值观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首先，揭示了价值观的本质是“德”，“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如果缺少核心价值观，就会导致国家莫衷一是、行无依归。其次，在凝聚各方共识的基础上，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正式提炼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最后，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尊重价值观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找到了建立国家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实践路径。

（七）提出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论述

新时代的十年也是中国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的十年。据统计，从2012年12月到2023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从5.64亿增加到10.79亿，互联网普及率从42.1%提升至76.4%，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50.2万亿元，在互联网应用、网民数量、人工智能发展等多方面领跑全球，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互联网在引领社会变革的同时，给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带来了全新挑战。国内和国际、线上和线下、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互联网空间日益成为舆论形成、发酵、扩散的主阵地，不同阶层的网络用户带来网络舆论场的多元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求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主流媒体对舆论的引导和议程设置作用。2023年6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重点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并提出“八个讲导向”，对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导向问题提出了规范准则。

（八）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重要论述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最鲜明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优良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邓小平提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首先，鲜明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始终是文化发展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其次，强调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再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后，强调要推动加快建设和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

（九）提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

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从历史层面来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能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文化多样性。从社会发展来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助于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孔庙、敦煌莫高窟、朱熹园、广济楼、三苏祠、殷墟等100多处历史文化遗产考察，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辩证关系，“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最后，指明了对历史文化要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十）提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论述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必须构建与硬实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在理论层面，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全新概念，要求“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使世界读懂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在实践层面，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的许多共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为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思想资源。

（十一）提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

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出发，认为文化既具有世界性，也具有民族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多个维度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首先，中华文明本身就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具有兼收并蓄的历史传统，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其次，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政治高度点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最后，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文明的交流向世界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展现中国力量。

三、作为“文化基础设施”的传媒：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的传媒新使命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以往对新闻舆论和传媒业的具体要求纳入到整个文化思想体系中，新时代传媒工作者必须从文化的高度重新审视传媒业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载的功能和作用，“跳出传媒看传媒，跳出传媒发展传媒”。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从传统媒体到融媒体、智媒体的转型，媒介技术的变革在颠覆原有媒介生态的同时，也正在实现对社会的解构与重构，我们已进入深度媒介化社会。特别是大众传媒日益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成为现代公民生活的必需品，实现了对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再组织”。传媒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其在文化建设中承担“基础设施”功能，这是我们理解新时代传媒使命的全新视角。

（一）如何组织政党：承担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功能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历来强调传媒对政党的组织功能。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人报刊是工人运动的中心，是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的思想武器。列宁指出，“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而传媒对于政党的组织又主要是通过将政党核心思想理论向全体成员的传播来实现的，这一过程就是我们所称的“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许多重大原理性创新，指导着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内涵丰富、系统完备、逻辑严密、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党的十九大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分别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和宪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最根本的就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当前，党领导下的传媒业首要职责就是宣传、阐释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时，理论体系的丰富性为理论的宣传阐释带来艰巨挑战：全面，要求反映这一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性；准确，要求讲清楚这一理论体系的时代背景、内涵要义、科学方法；深入，要求讲透这一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理论品格、实践要求。只有做到理论宣传阐释得全面、准确、深入，才能真正发挥组织政党的“基础设施”功能。

（二）如何整合社会：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

新媒体技术通过对个体的赋能和赋权，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科层制社会结构，代之以新媒体时代的扁平化、分布式社会结构，个体的主体性空前增强。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媒介整合社会的底层逻辑、运行机制都已发生改变，因此媒介体制、机制和管理亟需颠覆性创新，以此增强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

所谓颠覆性创新，不同于小范围、小幅度的持续性创新，而是一种定位于客户实际需求，发掘真实市场，重新整合资源，再造生产流程，重塑价值体系，逐渐实现对市场份额的占据。对于媒体来说，就是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一是重新整合资源，优化“平台型媒体”，将两个或者更多相互独立的团体以共赢的方式连通起来，把媒体角色从“耳目喉舌”转变为“以耳目喉舌为主的多功能服务提供者”。二是再造生产流程，提高“内容池”数量和质量。突破传统媒体以记者原创为主的内容生产模式，通过众筹等UGC模式进行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实现平台与用户间的多向赋能。三是重塑价值体系，投身“无边界市场”，增强引导力。传统媒体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媒体拥有垄断市场空间，而在融媒体和智媒体的技术催化下，打破了各类传播形态、媒体行业、区域市场之间的既有壁垒，鼓励各类媒体放弃垄断，转而投身于一个以竞争与合作为主导的无边界市场，重建融媒体、智媒体传播体系主导的新型主流媒体“价值网”。

（三）如何争夺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正在形成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意识形态领域是斗争的焦点和前线，如果没有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无法形成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外部舆论环境。一方面，应该看到国际舆论斗争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另一方面，全球舆论场“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以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为代表的西方新闻机构长期垄断着世界新闻稿源，把持着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权”和意识形态的“建构解释权”。我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落差。

作为基础设施的传媒业必须在抢占国际话语空间方面下更大功夫。一是找好传播角度，于细微处打动人心。由宏大叙事转换为个体叙事，把握好“主观”与“客观”、“直接”与“间接”、“事实”与“道理”之间的区别和转换，用更接地气的方式，体现人性关怀，讲好人的故事，做好“看不见的宣传”。二是坚定文化自信，客观全面呈现中国。在国际传播中，传播者首先要建立自信，传播的内容才能让传播对象国受众信服，这种深层次的自信，主要体现在报道中要直面问题，客观全面地呈现真实中国。中国故事要真诚、真挚、真实，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事件，作为公共媒体，在对外传播中都不应回避，做到重大问题不失语、敏感问题不失控。三是找准传播对象，做好本土化精准传播。通过本土机构、本土人员、本土表达、本土运作，打造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的本土化媒体，通过建立植根于本土的运营与管理机制，雇用本土人才，进行贴近性强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借助传播对象国的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四是全媒体融合传播，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媒体融合不仅仅是介质的融合，最主要的还是内容、队伍、资源、平台的整合，要形成官方、学者、民间的立体传播体系，扶持一些企业化运作、市场化运作的媒体，用好国际友好人士的传播力量。

（四）如何传承文化：维系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这里的“文化”不同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宏观文化概念，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美国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系统论述了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功能，认为大众传媒可以通过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将前人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传承下来。

当前，传媒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创新。要把三者的传播结合起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坐标之中加以审视，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现实文化相融通。近年来，文化类节目以数字媒介为依托，建构起中华传统文化灵活表达、生动演绎的展示平台。比如，以《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等为代表的新型文化类节目，选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器物、行为等符号，将其予以故事化、形象化、时代化、通俗化呈现，让传统文化在古今对话、时空交错中更加鲜活、立体、亲切，强化了民族身份认同，维系了民族情感纽带。再如，北京冬奥会期间，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深度结合冬奥会场馆设计、服装设计、视觉元素、色彩构成等，提取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元素，引导海外读者从冬奥会的每一个细节设计感受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力彰显。

四、结 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以理论必然性为实践提供真理支撑，以实践有效性为理论提供客观印证，实现了“体”与“用”、“道”与“术”的有机统一。当前，大量前沿技术的发展应用，既深刻改变了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又深刻影响着舆论生态、文化业态；既丰富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手段，又对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出新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原创性贡献、全新要求的深刻理解转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不断谱写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崭新篇章。

编辑：石俊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