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劲专栏|告别“话痨”的读书郎

青春年少时，我常话多，有时几乎就是一个“话痨”。幸好遇到诲人不倦的老师们，他们用心引导我扬长避短，为我的学业助力。

读小学时，同桌话也多，由于姓蔡，同学们就给他取了“蔡包子”这个绰号。我俩因爱在课堂上讲话这个毛病被老师批评过，偶尔也被罚站过。有天课后，上了年纪的语文老师一脸慈爱地问我们为啥上课喜欢讲话。“蔡包子”摸了摸头说：“昨晚的电视节目很好看，我问他今天晚上还看不。”我顺势问：“老师，真的很好看，你看了吗？”我们一唱一和，天真无邪的模样整得老师和同学们都笑了。

有一年元旦节，学区要举办文艺汇演，各校通过选拔方式推荐。语文老师特意让我俩参加，但从未上过台的我俩有点胆怯。老师轻描淡写地说，就是上台表演个节目而已，我俩不是爱说话嘛，那就表演个说话类的节目。后来才知道那是相声。选拔赛前几天，我俩又在班上绘声绘色地试演了一遍，在老师和同学们热烈鼓励下，我俩的胆子变得“肥实”了些。之后，我俩闯过学校初赛，在学区文艺汇演上得意地露了一手。

那时年少，我没有搞懂“爱讲话”应有的合理时空和真正意义，由此滋生出自由散漫的习惯，却难逃老师们那双火眼金睛。

上了初中，我和“蔡包子”没在一个班，但课后常见我俩聚在一起说话的影子。其实，爱讲话的同学很多，但为何有的同学能忍住？我俩也在找原因。

“上节课物理老师用粉笔头给我一个‘远程袭击’。”我比划说。

“这算啥，昨天班上有位同学把老师气得停顿几分钟才重新讲课呢。”“蔡包子”说。

为了让我们专心听讲，老师们各显神通，费尽了方法。语文老师开设了“课前三分钟演讲”，要求脱稿讲，不然下节课重来。化学、生物科的老师让我们上黑板默写知识点成为常态。班主任几乎每天下午第一节课前十分钟基本都来教我们唱首歌，每天教唱一小段。毕业时，有老师特地告诫我说，高中不比初中，学习全靠自觉。

高中好了，我和“蔡包子”考到同一所学校，还是同一个班，竟然还是同桌。高中课程确实有些难度，加之我俩的家离校较远，每天步行一个小时，中午就在学校食堂蒸饭吃。这样的条件和环境实在考验人的意志，学习不自觉或底子相对差点的同学，学起来费力不说，各科考试大多还不过关。

有节化学课，我实在听不大懂，就侧身转头瞟一眼旁边的“蔡包子”，发现他也有点飘飘然。见他不反应，我用胳膊抵了抵他。如此几次，“蔡包子”没辙了，就与我小声说起话来。没说几声被老师发现了，老师立即叫我俩站起来，几分钟后老师认为我俩影响了后排同学的视线，叫我俩又坐下。下课了，本以为就这样过了，不料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让我俩继续讲，而且不限时间一直讲下去。老师洗了手，疲倦地坐进藤椅，见我们果真在讲，还讲得滔滔不绝，脸色随之严肃起来，“你俩还真讲呀？”“蔡包子”有些面露羞愧，扯了扯我衣角，我当时忽然意识到，该是痛下决心作别“爱讲话”的时候了。

从办公室灰溜溜出来，我俩相互约定，明天一到校就请班主任调整座位。高中三年，我俩像换了个人似的，专心学业，终于克服了课堂上“爱讲话”的毛病，也让我懂得了专心致志做一件事的意义。

人的一生，一些相似的情景也许会重现。三十年前，我刚走上三尺讲台时，班上也有不少“话包子”。偶然间，我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学生年代课堂上讲话的情景和老师们孜孜不倦的身影，不禁由衷地笑了。

作者：重庆万盛经开区档案馆副馆长

编辑：汪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