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玖专栏|迪庆高原当兵记（三）

我在藏七连的生活就这样紧张、热烈而有序地开始了。大家一方面把我看成是一个吃不得苦的白面书生，一方面又把我看成是一个确实多喝了几瓶墨水的有知识的人。他们一方面管我叫“老兵”（因为我当时的年纪比有的新战士要大），一方面又管我叫“老太”（当时人们对大学生的一种习惯称呼）。我就是在这样一个颇有高原民族特点的特殊的兵营里肩负着双重身份开始我的军队生活的。

我们这个连队，百分之九十的战士是少数民族，藏族战士占了一半还多，连队的干部更是清一色的藏族。这些战士大都书读得不多，但对共产党的感情却是十分的深厚。我在连队里和他们相伴、相处，自然少不了受到他们感情上的熏陶和感染。

那时我在连队里算得上是有知识的人，但又是最循规蹈矩的，我深觉自己表现不能别人差。连队里的战士都愿意同我接近、聊天，谈谈他们心里的事儿。时间长了，感情深了，他们也时不时地给我讲起一些以前曾在他们这个连队锻炼的，同我一样是大学生的轶闻趣事。

最有趣的当是老王的故事了（老王是我的校友，高我两届，西安人）。一次，轮着老王夜间站岗，大概是有点风吹草动，老王紧张得要命，口令发不出来，话也说不出，竟然一边哭，一边扳动枪机，让子弹上了膛，致使枪走火险些伤了自己；还有一次，连队拉练，途中暂歇，老王忙着找个地方坐下来，但因为眼睛高度近视，竟然把一堆干牛粪当成一个干草垫坐了上去。我听他们讲这些，自然知道其中的含义。

虽然自己还未闹这样的笑话，但又不得不加以警惕。我是一个极好面子、极度自尊的人，我怎么也不愿意自己的小插曲被别人当作笑柄。当然，我也知道，他们同我讲这样的故事，是对我的某种希望和信任，对我的某种接受和认可。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告诉我连队生活的艰苦和有趣。

这些外表看起来有些粗鲁，普通话也说不太好的少数民族战士，越发让我看到他们身上的不卑不亢，重情重义。我同他们在感情上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不再忌讳他们身上那股酥油味儿、汗脚丫味儿了，无论他们叫我老兵或老太，我都满心高兴地回应他们，没有任何的反感和不悦。我还开始在连队里试着教他们识字、学文化、写家信，并为他们出谋划策解决一些他们不好处理的事情。我感到我在这枯燥的边地军营生活中有了用武之地。

三个月过去了，一天，连队通知我同二班班长墨仕林同志一道去三村乡东方红大队执行宣传任务，时间一个月。负责人自然是墨班长，我刚到连队时就在他那个班，那时他好像外出执行什么宣传任务刚回来。他是纳西族人，1960年入伍的老兵，一米八左右的个头，有文化、口才又好，精通藏语，总之，在连队里是一名数得着的精明干练的班长。我心想，连队让我这个一点藏语都不会的人跟他去执行任务，一定是想要好好锻炼我。

三村乡东方红大队在新营房的东头，距连队约有五六公里。那天，连队派了那驾接过我的马车，驮上我们的背包和酥油、大米、十多斤羊肉干巴就出发了。真没想到，三村乡的乡长、支书都是50年代中期入伍，从藏七连退伍的老兵。他们下地方时间不长，身上还是那样一股火辣的当兵味儿，都能讲一口虽然藏音味很浓，但却流利易懂的普通话。这为我同他们交谈、研究工作，甚至了解藏族生活习俗提供了方便。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白天走村串寨，晚上召集群众围着一个大火塘开会。那时每个大队，乃至每个生产队都有群众自己组织的小型文艺宣传队，藏族又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只要一拉羊皮自制的藏胡弦子，村民就会自觉地聚拢，围着火塘，唱起一曲又一曲藏族民歌，跳起一曲又一曲藏族舞蹈，有时会歌舞到深夜两三点，及至清晨。

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各式化妆品应有尽有，爱美的藏族姑娘、小伙子就简单地用随处都可以找到的大红纸，沾上唾沫一抹，两个脸蛋和两片嘴唇就红彤彤的了，显出无限的娇艳、英俊。人们还不时地把一根根一剥几瓣的大栗木放到露天雪地的大火塘中，随着那炽烈火焰的跳跃，人们欢快地有节奏地跳着热巴、锅庄，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兴奋延续至天明。我也从中领略和感受到了雪山高原民族的单纯、粗旷和豪放。

我利用这样的机会和藏族群众有了更多更深的接触，我睡过他们依靠在火塘边的地铺，吃过他们用浓浓的酥油和着红糖、奶渣加上青稞酒熬制成的酸奶酱，以及那用藏族特制的小银刀分割成的大块牦牛肉。酥油原来是把鲜奶倒放在一个特制的大木桶里，再用一个木头制作的下部带圆柄的离心棒不断地搅拌制作出来的，漂在最上面的一层便成了酥油，沉淀在底层的便成了白色的酸奶渣，剩下的酸水也是藏族群众最喜爱的极好的饮品。总之，藏族群众的生活使我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遐想。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在三村乡的宣传工作已近尾声。高原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一会儿晴空朗日，一会儿大雪弥漫。处理完所有工作后，我们便离开三村乡返回连队。

编辑：贺兴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