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怀念一代婚姻家庭法大家、恩师杨怀英教授二三事

临近清明，特别思念恩师杨怀英教授、我国一代婚姻家庭法大学者。特记录与恩师共处期间的几个小片段，分享恩师温厚人格魅力和温暖人性光辉。

杨怀英教授是我在西南政法大学民法专业攻读法学硕士学位期间的导师。在母校读本科时，我就听说杨老师是一位著名法学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法学教授在全国也只有几个人，恩师是其中的一位。本科毕业前夕，因为喜欢做老师，又对婚姻家庭法感兴趣，决定报考母校民法专业研究生，想投杨老师门下。在那个年代，母校民法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只有杨怀英教授和金平教授2人，杨老师指导婚姻家庭法方向，金老师指导民法方向。作为本科生的我，只是心里默默地想着要做杨老师的弟子，而绝不敢胆大包天地去找杨老师“倾诉衷肠”的，实际上，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很幸运，我如愿考上母校民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且由民法教研室分配到杨老师门下，主攻婚姻家庭法方向。

读了研究生，才知道杨老师的厉害。当时，西南政法大学不仅设立有“师资班”，而且数年间举行了多期“全国法学师资培训班”，刑法、民法、婚姻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等，几大主要专业领域的师资都有培训，受训的法学老师至少要占全国法学师资的半壁江山。杨老师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1955年起就在西南政法大学任教，她法学理论功底深厚，讲课语气平和，讲解深入浅出，当然是大受师资班学员欢迎的名师。后来在法学领域声名卓著的诸多人物，当年都曾是西政师资班上的“小鲜肉”。

恩师做研究一向注重调查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她正在主持执行国家项目“滇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与法的研究”和“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法律制度研究”课题。恩师在假期率领课题组成员多次深入云南调研。我耳闻师姐师兄跟着老师出调研的故事，心里对师姐师兄羡慕得半死！1988年，恩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同名著作《滇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与法的研究》。该书很可能是我国民族婚姻家庭法学的开山之作。

学业的最后半年，我在恩师家里住了两周（也可能更多些），那十多天，是我人生第一次有“享福”的感受。记得是开春之后，天气转暖的时节，恩师说，家里人都外出了，只有她一个人住，约我去她家里住几天，方便辅导学业，也做个伴。恩师的家就在校园里，距离教学楼只隔着一条路人，从我的宿舍走过去，也只需要几分钟。我搬去的时候，还想着要表现得好一点，比如，早上早一点起床，做个早餐或者打扫一下卫生。可是，惭愧得很，一天也没有起得比老师早。每天，都是老师做好了早餐，叫我起床吃饭。我印象最深的早餐是牛奶煮鸡蛋，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牛奶煮鸡蛋呀！穷学生一个，连吃个地瓜干都觉着是美味，吃牛奶煮鸡蛋，岂不美成仙啊？吃完饭，老师不是让我抓紧去上课就是叫我赶紧去读书。有没有洗过碗，我都想不起来，估计是没有洗过。毕业至今，每每回想起来，总觉得恩师应该是很喜欢我这个学生的吧。不过，恩师是个内敛之人，更不会在语言上直接表达对弟子喜爱之情。

唯一一次见恩师落泪，是毕业离校之前，我与之告别时刻。1987年6月下旬的某日，我去恩师家，与恩师告别。读了7年大学，终于顺利毕业，并且马上就要去心仪的工作单位报到，我的心情肯定是雀跃的。与恩师话别时，我肯定一直是笑吟吟的，记得恩师嘱咐了些话语；和恩师拥抱告别时，恩师两眼满含着泪花。以我当时年纪，完全读不懂老师的泪花，因为在年轻的我眼中、脑海中，一个人来来去去，多么愉悦，多么自如。待我毕业数年之后，突然获知恩师去世的消息，才理解恩师紧紧拥抱着我时的心情：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人到中年以后，我才真正懂了恩师话别时的内心：这一别，不知能否再相见？我们师徒俩在重庆一别，再没有见面。我先在上海工作，后调到厦门工作，在当时的经济、交通等社会条件下，要与远在重庆的恩师见一面，太难了！那个时期，一个青年教师外出开会的机会非常稀缺；若是出差，主要是为函授班授课去的。时间转换到2000年以后，社会环境和条件改善太多，许多专业同行之间，一年都会碰面好几次了，至少一年参加一次年会，就会相见一次了。每次想起恩师，心中总不免内疚。

恩师是一位人品正、能力强的法学大家，还特别爱护青年人，是我心中永远的楷模。

（作者简介：蒋月，厦门大学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常务副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编辑：李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