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75人”｜ 最是直辖澎湃时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作出《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撤销原重庆市；重庆直辖市管辖原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所辖行政区域。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

讲述人

周勇，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原重庆直辖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专家顾问组副组长。

“昔日的‘四川省重庆市’，将改为‘重庆市’，这不仅是称呼上的变化，我们每个人的履历，也都将伴随着这一刻而改变。”

作为重庆直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1997年5月27日，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市委礼堂开幕。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重庆直辖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专家顾问组副组长的周勇，以党代表身份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自此，重庆承担起“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溯源  重庆历史上的“三次直辖”

2024年8月2日，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重庆史研究会，回忆起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周勇仍记忆犹新。

在重庆直辖之前，有关方面成立了以时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韦思琪为组长的重庆直辖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专家顾问组，周勇担任副组长。

“在设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上，并非一帆风顺。”周勇坦陈，不同意见始终存在，“在一些人看来，比重庆条件更好，更应该设立直辖市的城市还有不少。”

1997年3月1日至14日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将对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进行审议并投票表决。这是对重庆直辖筹备工作的一次大考，重庆方面需要做的功课不少。

“当时的难处在于，由于未经全国人大审议，‘重庆直辖’的话题不能在媒体上公开讨论，因此社会人士并不了解‘重庆直辖’的真实原因。这就需要从不同角度向社会说明为什么是在重庆设立直辖市。”周勇介绍专家顾问组成立的初衷。

当时，一位市领导找到周勇，希望他能够写一篇文章，说明重庆直辖的唯一性，不要长篇大论，只要“千字文”，言简意赅地向外界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宏大的主题，一篇千字短文。”周勇现在都觉得这是个难题，差不多想了一个月，最后是他的历史学知识帮了忙。当时，周勇正承担着四川省“八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重庆通史》的编写任务，这部著作记录着从公元前200万年到公元1952年的重庆历史。

在周勇眼中，它是重庆沧桑之变的历史见证，“这些内容我已经研究了近20年，时常在心中涌动，其中的苦难奋斗、曲折艰难、光荣辉煌，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可感可叹”。

“我们不是要说明为什么是在重庆，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设立直辖市吗？其实这座城市的历史早就给出了答案。”周勇灵光一闪，《重庆历史上的“三次直辖”》一挥而就，“可以说重庆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三次‘直辖’，而这种状况往往出现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

研究3000年来的重庆城市发展史，周勇发现：历代中央政府曾三次对重庆实行一级行政机构管理——

第一次是在秦统一中国的大业中，灭巴国，置“巴郡”；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升重庆市为“特别市——陪都”；第三次是在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下，新中国设立重庆“直辖市”。

周勇探索规律作出总结，“直辖”是重庆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强大动力，是重庆城市发展的规律性使然。

“因此，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重温重庆的‘直辖’规律，我们应该意识到历史机遇的珍贵和历史责任的重大。”在周勇看来，这样的历史，在中国城市史上都算得上是独一无二。

文稿写好后，刊发在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供领导参阅的内部刊物《史鉴》1997年第1期。随后，这篇稿件通过各种渠道被呈送到领导机关，也送给了媒体。

对话 “重庆将拥有辉煌的未来”

担任过重庆史研究会3届会长，在研究重庆史的40多年中，周勇越来越感受到重庆历史的厚重。

“那是因为重庆不是一个小地方，而是个大地方。”在周勇心目中，重庆史，不仅仅是8.24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小历史，重庆是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城市，因此重庆的历史便成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因为重庆的这个特质，周勇有幸见识了一些重要人物，经历过若干重要时刻。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勇曾接待过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基辛格一生传奇，被美国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曾100多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为中美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其间的交往和对话，令周勇终生难忘。

1996年9月8日，基辛格第二次访问重庆。当时他的公开职务是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董事长，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位著名的企业家，其公开的使命是为美国的财团提供咨询服务。

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然，基辛格是奔重庆直辖而来。

“‘重庆直辖’的消息在海外媒体传开，重庆在海外媒体上的曝光率直线上升。”周勇清楚地记得，1996年9月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四川省关于委托重庆市代管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的请示，“这发出了重庆即将成为中国第4个直辖市的信息。”

在国内，尽管筹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从法律上讲，设立重庆直辖市还必须经过1997年初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审议之后才能公开报道。

周勇参加了直辖市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他当时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是一名学者，身份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市委的代管领导小组宣传教育组曾多次安排他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这次基辛格前来，也派周勇陪同参观，讲解有关历史，并与之交谈。

“重庆直辖已是公开的秘密。”周勇自然明白，在这个背景下，基辛格来渝，“可以说，他是来做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开发的战略性研究的。”

9月8日那一天，基辛格在重庆的活动很多。他提出要参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联合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那些旧址，在周勇陪同下，一行人参观了桂园，那是1945年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后签署“双十协定”的地方。

随后，一行人来到重庆史迪威博物馆。基辛格在参观时，对朱德当年送给史迪威的相册特别感兴趣，因为那上面有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与美军观察组的合影，弥足珍贵。

同时，基辛格情不自禁地介绍了他在20世纪70年代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的多次会面经过。

参观结束时，周勇问基辛格对重庆的印象如何，得到的答复是，访问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今天再一次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合作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同时再一次目睹了重庆的可喜变化。”

基辛格告诉周勇，纵观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都是以港口发展为先导的。重庆本身就有这个条件，三峡工程完成后，重庆与武汉可以直通万吨级船队，条件就更好了。加上重庆人有干劲，有献身精神，整座城市充满了活力。

“重庆将拥有辉煌的未来。”当天，基辛格预言，“重庆的发展将取得像上海浦东一样的辉煌成果。”

“当时我以为这是外交家的戏言。”让周勇始料未及的是，当晚，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邻会见基辛格时，他又讲了同一番话，“后来，他在美国、在中国香港还说过类似的话，对重庆直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感怀 “我的1997年‘3·14’时刻”

1997年3月14日下午3时54分，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出席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2720名代表对《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进行投票表决：2403票赞成，148票反对，133票弃权，36人未按表决器。

当天下午，周勇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给学员上课。课后，校办公室的同事告诉他：“重庆电视台的记者正到处找你，很着急。”回拨电话，周勇接到任务，根据安排，重庆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将对他们全家收看中央电视台播出重庆直辖新闻的情景进行报道，并对他进行采访。

“重庆直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新闻事件。”周勇表示，这让他非常意外，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们要完成任务，不由分说，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这时离晚上7时不到两个小时。周勇一边处理公务，一边给妻子单位打去电话，让她下班后赶快回家。“我到家时，儿子正和姐姐的儿子在家里玩。我告诉他们，先不吃饭，等采访完了再吃不晚。”然后，一家人就静静地等待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开始。

在此之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播发全国人大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新闻。

“但是，当我真真切切地看到宏伟的人民大会堂内的‘满天星斗’，看到济济一堂的人大代表庄严地按下电子表决器，看到大屏幕上显示出那一组决定性的数字，听到乔石委员长的一声‘通过’，那真叫一个心潮澎湃。”周勇回忆，胸中涌动的热流冲上脸庞，冲入头脑，冲出眼眶。

当天重庆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时自己说了些什么，周勇已记不太清楚，但这股热流成为终生的记忆，“能够为这座城市的‘直辖’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亲历重庆历史上的‘第四次直辖’，真是一个最好的回报”。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今年6月18日，重庆已迎来直辖27周年。重拾这段记忆，重读那些篇章，周勇有感慨、有感激、有感动，更有无尽的感怀。

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到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服务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新时代新征程，依托国家重大战略，重庆正不断跑出“加速度”。

如今的重庆已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GDP超3万亿元的城市，正紧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总纲领总遵循，强化党建统领，统筹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扎实推动国家战略落地、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

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承东启西、通江达海的重庆，发展势头正强劲。

编辑：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