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专栏｜周恩来在南方局时期如何抓纪律建设

周恩来认为，纪律“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条件极其恶劣、斗争复杂尖锐、党性考验严峻、使命艰巨崇高的情况下，以建设具有坚强战斗性的西南党组织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优良传统，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把党建设成为傲然屹立于国统区的领导中枢和战斗堡垒。

政治纪律：“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周恩来是党的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尤其是在全民族抗战初期见证了王明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的这段历史，深知严肃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重要性。身处国统区复杂恶劣、斗争尖锐的环境中，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为南方局在国统区面临的重要任务，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始终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

毛泽东将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工作置于全局的、战略的高度予以考虑，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南方局工作，1943年5月起更是直接联系和分管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南方局向党中央请示报告非常频繁，来往电报非常密切。据统计，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直接给周恩来或南方局发报数达45次。南方局有重大情况和危机事件，及时向党中央请示；南方局有人事变动和工作安排，及时向党中央报告；党中央有重要会议，周恩来亲赴延安参加，并及时报告南方局和国统区工作；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如“巩固党，深入群众，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周恩来亲自抓好传达和贯彻执行；对于毛泽东的重要理论文章，周恩来要求《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抓好刊载宣传，全民族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累计全文刊登毛泽东的理论文章12篇，还常态化刊发以毛泽东讲话为内容的新闻报道及论著摘报，使国统区的党员干部及时地学习党中央的思想理论和时事政策。

1943年8月，周恩来总结三年来全党层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他讲道：“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周恩来回顾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表明要“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正是由于周恩来以身示范，南方局坚定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争取政治民主和抗战胜利以及战后中国光明前途作出了卓越贡献。

组织纪律：“党龄越长越要自觉遵守纪律”“难道有什么特殊党员吗”

严明组织纪律，强化纪律意识，查处违纪行为，加强组织净化，维护纪律权威，定期清除不合格党员，是南方局时期加强组织纪律建设的重要举措。

1939年4月，南方局所辖国统区党组织中，有新党员5万多人，党的队伍获得了迅速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根据中央指示，在周恩来领导下，南方局及其所属各省大力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强调“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强化党内教育，一级审查一级，彻底审查干部，清理混进党内的敌对分子、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有严重问题的分子，为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供了重要保证。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当时，一些年轻同志不敢加强对老革命的管理，一些老同志也放松了对组织纪律的要求，认为“龙王何须水来管”。周恩来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批评，严肃地指出：“支部要管，不要失职，要敢于管老革命，老革命也要服从支部领导”“要把全机关的党员的组织生活抓好”。

在一次党日学习活动中，某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为人不拘小节，听报告时总爱抬把藤椅放在门口，坐在门口，跷起二郎腿，让进出的同志很不方便。整风学习组的秘书张黎群提醒他，他仍然我行我素。周恩来看见这种情况，严肃批评道：“你在专心听报告吗？你这是遵守学习纪律吗？”“你以为自己资格老，自以为懂得多，满足了，不在乎了！”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党龄越长越要自觉遵守纪律啊！”周恩来对他的批评入木三分，也很及时必要，起到了很好的纪律教育效果。

周恩来在一次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党小组活动时，党小组长刘光说“请周恩来同志作总结”，周恩来忽然问起“谁是我们的党小组长”，一位同志马上回答是刘光。周恩来说：“该小组长作总结。你对我这个党员有什么要求，给什么任务，我都接受。可是，你要我代替你作党小组会的总结，不大合乎党规吧？”他接着又说：“党员，起码一条要参加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在这里，你们，我，大家都是同志。开党小组会，我们都要受组长领导。难道有什么特殊党员吗？”

周恩来职务高、资历深，但他始终谦虚谨慎、严守纪律，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和率先垂范，极大地教育和引导了党组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

1941年，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的影响，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这年底，为改善在红岩的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然而，周恩来和董必武却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

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周恩来、董必武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绝不能乱花一分钱。董必武长期以朴素简单的穿着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他说“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据原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的回忆，当时办事处的财务工作由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负责，红岩村每个月的开支账目都由董必武核查。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始终平不了账。当时在核定伙食标准的时候，每人每个月是三块钱。六毛钱毕竟是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损失。但是，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董必武执意在南方局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检讨信。邓颖超也曾回忆：“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

红岩先辈的回忆，为我们勾画出一幅当年国统区艰苦朴素的生活场景，也是南方局共产党人严守廉洁纪律的历史写照。

群众纪律：“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我们的防空洞应该随时都为人民群众开着”

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提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他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重庆大轰炸期间，为躲避日机轰炸，各机关、各单位以及大户人家，有条件的都要挖掘自己使用的防空洞。红岩村地处当时重庆郊区，但也经常遭到日机轰炸。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也在红岩嘴后山沟挖了一个10米长的防空洞。由于条件有限，红岩的防空洞并不宽敞。附近的一些群众没有条件自己挖防空洞，空袭时也跑进洞里躲轰炸。这样，洞里就更拥挤，空气也很不好，办事处的个别同志因人多拥挤而有怨言。

周恩来听到有人抱怨后，敏锐地意识到，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和群众纪律出现了严重问题。他对相关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出，我们在国统区要想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得心里有人民群众，我们的防空洞应该随时都为人民群众开着。此后，每次躲避日机空袭，只要周恩来在场，他都会主动招呼群众进入办事处的防空洞，对有些行走不便的群众，还不顾个人安危，扶助他们进入防空洞。这个防空洞也见证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工作纪律：“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严格工作纪律，是保证长期战斗在国统区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保证党的事业免遭挫折的第一道屏障。

为了应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巩固党的组织，1939年至1940年，党中央向国统区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巩固党组织问题的重要指示，逐步形成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十六字方针，创造性提出了“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的条件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工作要求。即要求学生党员努力学习，有职业的党员要出色搞好本职业务，所有党员在社会上广交朋友；要求党员要依靠自己找到合法职业，广泛进入地方保甲、教育、经济、军事等单位，一切言论、行动都要同自己的职业和地位相称。“三勤”“三化”的贯彻落实，使国统区党的工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站住脚，及时有力地应对了时局的变化。

在周恩来领导下，南方局还制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秘密工作条例》《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等一系列制度，对党的各级机关所有文件资料的处理、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活动及联系必须遵守的事项、防范敌人突然袭击等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电台工作是党在国统区和敌后“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周恩来高度重视机要电台和保密工作。南方局在15个地区先后设立约69部电台，在重庆设有8部电台，其中3部是公开电台，5部为秘密电台。周恩来对机要和电台工作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纪律，明文规定电台工作人员一般不准外出，不准私人会客，不准同家人通信。他还提出“迅速、准确、保密”三条工作原则，教育引导电台人员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执行着最严格的纪律，为重庆、延安和各地架起一座空中桥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生活纪律：“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要求全党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对于南方局而言，这个要求不是对未来的预警，而是已经经受这样的考验。当时的重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社会环境犹如“大染缸”，党性考验极其严峻。南方局共产党人始终严守生活纪律，经受住了“灯红酒绿”的诱惑和“糖衣炮弹”的进攻。

1938年初，经党中央同意，周恩来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中将军衔，每月有几百元薪金。但他仍然按照延安供给制的标准，只留下5元津贴，其余的收入全部交给党，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周恩来还按照党中央开展生产运动的精神，组织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同志们种菜、养猪，自己动手，改善生活。杨继干曾回忆说，那时伙食费一个月三块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大家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伙食比延安还差，后来组织批准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

周恩来曾多次告诫南方局工作人员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多读周敦颐的《爱莲说》，要学习“六月风荷”的精神，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地下党员肖林接受周恩来指派，下海经商为党筹措活动经费，成为百万富翁后，牢记周恩来的嘱托，为党提供了重要经济保障。上海解放后，他创办的华益公司完成历史使命，一次性向党组织上交经营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和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自己只留下了3块银元作为纪念，表示为党从事过经济工作。地下党员卢绪章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利用广大华行的阵地，周旋于陈果夫等国民党各要员之间，穿梭于灯红酒绿之中，在重庆、香港等地大力发展业务。从1937年至1948年，卢绪章为党筹集经费近400万美元，他在1949年初一次送交党组织的经费就达100万美元，后来一次上交广大华行的全部资产，被誉为与“魔鬼”打交道的红色资本家。

由于有周恩来等人的率先垂范和严格要求，战斗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无论是公开斗争，还是地下工作；无论是潜伏政坛，还是秘密经商，都能坚守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和优良作风，经受住严峻考验。正是在严明纪律、强化纪律的大熔炉中，南方局领导下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淬火成钢，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

图片来源：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重庆红岩干部学院，本文相关内容曾刊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简介：王超，重庆红岩干部学院副教授；谭峥，重庆红岩干部学院执行副院长。

编辑：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