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莙专栏｜从杨闇公家乡到刘伯承故居

重庆市潼南区和开州区相距400多公里，早上7点半乘大巴从潼南出发，抵达开州已是午后1点。却并不觉得有多远，甚至还很近，如同近邻。

一点也不奇怪。我从杨闇公的家乡潼南来，与潼南杨闇公研究会的会员们一道，到开州瞻仰由杨闇公介绍入党的他的革命战友刘伯承。当我走进刘伯承故居，站在与杨闇公相关的文字和图片前，仿佛又回到了位于潼南双江的杨闇公旧居，又站在了与刘伯承相关的文字和图片前。杨闇公和刘伯承，两位彼此引为知交和同道的革命者，让潼南和开州，紧紧地连在一起。

两个战友的初次见面是1923年秋天，那一年，刘伯承31岁，杨闇公25岁。

那时候，刘伯承在成都养伤，杨闇公在成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经时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辛亥革命元老吴玉章介绍，他们相识了.交谈中，两人一见如故，这次会面，是两人成为莫逆之交的开始。对于18岁就策动江阴炮台官兵起义的杨闇公，刘伯承很是赞赏，对他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对中国现状透彻的真知灼见，以及力图改造社会的才干魄力尤为佩服。英雄相惜，杨闇公也对“川中名将”刘伯承仰慕已久，并逐渐将其视为“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的好友。那段时期，刘伯承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杨闇公的日记中。

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摘自《杨闇公日记》1924年1月2日

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

——摘自《杨闇公日记》1924年1月2日

多年以后，刘伯承再度回首这段岁月的时候，说：“1924年我在成都经常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后来，我入党是闇公介绍的。”

当时，杨闇公和吴玉章正在成都筹备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这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四川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是杨闇公和吴玉章在与共产国际以及与上海、北京的共产党人没有产生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开展的建党活动。他们非常希望刘伯承也加入到这一事业中来，共同致力于社会革命。因此，1924年1月13日，在中国青年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天，杨闇公与另一位成员来到刘伯承住处，动员他加入中国青年共产党。杨闇公原以为凭他们的交情和相互了解，刘伯承会一口答应，不料结果却让他大为意外，刘伯承非常诚恳地拒绝了杨闇公的要求，他对杨闇公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研究，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遭到拒绝的杨闇公，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刘伯承更加“起敬”。他在日记中热切赞道，“他的答复，最足使人起敬……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了万万倍”。从杨闇公的激赏即可看出，在简单盲从、视主义为“时髦”的现实中，刘伯承的信仰选择是多么慎重、多么严谨。

十多天后，川中局势发生剧变，熊克武率领的四川讨贼军兵败，被迫退出成都。刘伯承作为其最得力的战将，多次击败袁祖铭、刘湘、杨森等，势必会遭到报复，于是也离开了成都。临行前，刘伯承赠送给杨闇公一张照片，别离之情尽在其中。杨闇公感慨与刘伯承的交往实为人生一大快事，别离之际，难免伤感，“聚首之时虽少，分离时却较与家人离别为尤苦”。离别以后，他们时常通信，互诉近况。

离开成都以后，刘伯承也在不断探索革命道路，他攻读各种学说，对各种“主义”进行对比，并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作社会考察。这期间，杨闇公和吴玉章一直积极引导他向中共党组织靠拢。1925年，在杨闇公的建议下，刘伯承与吴玉章一同出川，四处考察全国的革命形势。一路上，刘伯承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爱国运动，看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更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考察和革命实践活动，在对各种“主义”进行反复比较之后，刘伯承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选择，于1926年5月经好友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刻起，刘伯承就正式与杨闇公走到了同一条道路上，实现了亲密合作与并肩作战。　　

9月28日，杨闇公以左派临时省党部名义，在重庆秘密召集川军中12个左倾之师、旅长或其代表开会。会上，杨闇公正式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决定在顺庆和泸州首先举行武装起义，与会者共推刘伯承为总指挥。

11月，为策应和推进北伐，正式成立了由杨闇公、刘伯承、朱德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书记，刘伯承和朱德任委员。

12月底，刘伯承和杨闇公一道前往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与朱德会合，并于1927年1月中旬在万县召开了一次军委会议。由于刘湘、赖心辉等军阀正在加紧密谋镇压泸州起义军，会议决定将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转移到泸州，由刘伯承全权指挥泸州起义的部队，在杨闇公的掩护下，刘伯承前往泸州坐镇指挥。这一次，是两位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

4月1日早晨，重庆“三·三一”惨案后的第二天，本已脱险的杨闇公，不顾个人安危，进城召集党团负责人秘密开会，商讨对策，并决定冒险去武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却因叛徒告密，4月4日乘船前往武汉时，被刘湘派出的便衣特务抓捕。只要宣布脱离共产党组织，就可以活命，就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然而无论是高官厚禄的利诱，还是森冷的刺刀、皮鞭、棍棒，全都无法撼动这个共产党人如磐的信仰：“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一句话，我头可断，志不可夺！”比刀锋更锐利的一句话，切断了刽子手们所有的想法。4月6日晚，他们将杨闇公押往佛图关。

悬崖边，死亡就在跟前，可是，一个遍体鳞伤的人，居然还在那儿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这还了得？割掉他的舌头！还敢怒视？挖掉他的双眼！还敢拿手指戳？砍掉他的双手！割舌、剜目、断手，令人战栗的字眼，竟如此密集地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而这个分明已经倒下去的血人，却能够从这些字眼汇成的血泊中站起来，站成一座塔。既然走的是一条追寻光明的路，就不会畏惧任何形式的黑暗并将誓死与之抗争。恐慌的枪声接二连三地响起，杨闇公将29岁的青春生命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为这个壮丽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杨闇公牺牲时，刘伯承正率部在泸州城头与前来镇压起义的各路反动军阀军队激战，得知亲密战友遇难之后，悲痛不已，立即发出通电，声讨刘湘的残暴行径。

1959年3月17日，由刘伯承口述、程子健和杨尚仑记录的《纪念杨闇公同志》一文中，刘伯承深情缅怀杨闇公这位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高度评价了杨闇公光辉的一生。

相识不过四年，相知却是永远，一曲革命家的《高山流水》，深邃高远，意韵悠悠。

杨闇公牺牲后，他介绍入党的革命战友刘伯承，继续在共产主义道路上披荆斩棘，勇毅前行，长征时期智取遵义、巧渡金沙江，抗战时期建立晋冀鲁豫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跃进大别山……共和国开国元帅刘伯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说到刘伯承，又怎能不提“军神”一词？

1916年初，丰都，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与北洋军阀部队激战，在战斗中，他连中两弹，一颗擦过颅顶，另一颗击中右侧太阳穴，从右眼眶飞出。

当时，各地都在悬赏捉拿护国军将士，刘伯承隐蔽了一段时间后，才秘密来到重庆，找到了重庆临江门外德国医生沃克开的诊所。当时没得到及时处理，导致眼部腐肉积生，因此动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只割去腐肉，理顺血管，费时不久，谁知数月后伤眼重生腐肉，且比之前更多，于是动第二次手术，因须安装假眼，费时亦长了许多。因将军拒绝麻醉，惊叹不已的沃克，将“一块会说话的钢板”“军神”的称呼，送给了刘伯承。

早就知道“军神”的故事，可面对展厅里的这样一句话仍有心惊肉跳之感：刘伯承的第二次手术总共进行了3个多小时，修割赘肉总共70多刀。

再一次想起他的革命战友杨闇公。这两人，一个做眼睛手术历70余刀不用麻药而不吭一声，一个受割舌、剜目、断手之酷刑而绝不屈服，他们都有着铮铮铁骨，他们的意志，比铁更硬，比钢更强。

杨闇公研究会一行人走出了刘伯承故居，阳光“哗”地倾倒下来，先辈们在漫漫长夜中执着追寻的光亮，暖暖地将我们包围。

编辑：胡梦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