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结婚吧

5月10日，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将正式实施。此次条例修订以“全国通办”“一证办理”“服务升级”等内容为核心，不仅简化了婚姻登记流程，提升了服务效率，而且强化了婚姻家庭服务功能，完善了婚姻登记管理制度。

当下，我国正面临婚育观念转型与家庭功能重构等多重变革和挑战，“不愿结婚”的话题不时引发热议，“结婚难”问题备受关注。在生育友好理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有必要重视“婚姻友好”。

结婚是家事也是国事。“婚不婚”已不再是一个单维命题，而是关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社会消费格局重塑、家庭伦理文化传承的重大议题。

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我的婚姻我做主”，从“生存共同体”到“情感联合体”，每一代人都在用实际行动定义着婚姻的内涵与边界。

清代文学家沈复的《浮生六记》，向我们展示了沈复和芸娘的婚姻生活，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民俗风情、家庭伦理观念，又展现了夫妻二人在精神追求上的契合与碰撞。当然，古今婚姻观念已大不相同。现代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婚姻也不再局限于搭伙过日子。但我们仍能从沈复与芸娘的故事里，寻回对爱情的向往，汲取经营婚姻的智慧。

在社会转型的浪潮中，中国婚姻制度和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基于家族延续、经济互助与宗法伦理建构的婚姻模式，到如今被赋予更多关于自我实现、情感共鸣与灵魂契合的期待。如今，随着社会观念的开放、个人意识的觉醒以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不婚、晚婚现象出现，婚姻形式也愈发多样。

结婚率持续走低，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议题。民政部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2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连续9年下降。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下降至610.6万对，创45年来新低。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离婚登记63万对；相较去年同期，结婚登记数减少了15.9万对，离婚登记数则增加了5.7万对。

与此同时，适婚人口规模也在不断减少。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80后、90后、00后存活人口分别为2.15亿、1.78亿、1.55亿。以育龄女性数量为例，2025年20-39岁女性数量比2020年减少1400多万人。叠加性别比失衡、初婚年龄推迟等因素，由此形成婚姻挤压现象——农村男性与城市高知女性面临“双重择偶困境”。

婚姻形态趋向多元，形成兼容并包的发展态势。如今，同居不婚、AA制婚姻、跨国婚姻等各种亲密关系模式不断涌现。这些突破传统婚姻框架的亲密关系实践，折射出经济因素对情感联结的深度介入，也暗含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婚姻文化的碰撞融合，更揭示了新时代个体对亲密关系“去标准化”的普遍诉求。这些与传统婚姻形式一起，共同构成当代社会婚恋图景的多元拼图。

当下，受经济压力、观念转变、政策滞后等多重因素影响，“恐婚”“畏婚”“不愿婚”“不想婚”等心态在部分群体中蔓延。

婚姻观念快速迭代，制度供给能否跳出“路径依赖”？与老一辈“终身契约”的婚姻观不同，在不少Z世代眼中，婚姻不再是人生进程中必须遵循的固定仪式，而是基于个人情感需求、生活规划、价值追求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后的生活方式。《2024-2025年中国婚恋社交服务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约七成被调查者认为，必须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才选择结婚。

当代人追求婚姻中的情感契合、自我实现，但现行的婚姻法律制度，仍主要围绕财产共有关系以及婚姻所具备的生育功能来构建相关规则体系。同时，部分政策仍囿于“催婚催生”的旧框架，对女性婚后职业发展、家庭与事业平衡、生育带来的健康风险及生育成本压力等诸多现实问题回应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婚姻对女性的吸引力。

经济支出的“现实冲击”下，公共服务能否补上“支持短板”？当下，彩礼、婚房等婚姻刚性支出使许多年轻人“望婚却步”。全国婚俗调研数据显示，2024年农村平均彩礼达12.8万元，相当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购房掏空“六个钱包”、天价彩礼突破底线、育儿成本堪比“碎钞机”，这些都让年轻人在婚姻与自我实现间艰难权衡，有人则直接选择“战略性不婚”。

托育服务“政府缺位、市场失灵”困局未解，婚恋假、育儿假等政策落实存在“玻璃门”，职场性别歧视与“母职惩罚”交织，针对婚姻危机干预、情感修复等“软服务”供给相对滞后……公共服务的一些短板，也无形中抬高了婚育成本。

技术赋能的“效率革命”，会不会带来人文关怀的“温度缺失”？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一证登记”、AI婚恋匹配等制度技术革新改变了婚恋方式、提升了婚恋效率，但也引发了恋爱婚姻“随意化”“快餐化”的担忧。

人们对结婚的担忧，折射出多重因素交织下的深层社会焦虑。让婚姻回归本质，让尊重个体选择、倡导平等包容的婚姻观念深入人心，是缓解社会焦虑、重塑健康婚恋生态的一个重要出路。

要对婚姻“友好”，需跳出单一维度思维，构建经济减压、文化润心、制度护航的综合治理体系。

当经济成本不再成为婚姻的“拦路虎”，当婚育选择回归情感本真，当制度保障消解后顾之忧，年轻人自会在人生答卷上书写属于自己的婚育故事。

高企的婚育成本是横亘在婚姻面前的首道关卡，要破此困局，还需多管齐下。各地可探索完善阶梯式住房支持体系，为新婚夫妇提供保障性住房配租配售；完善婚育成本共担机制，通过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放婚姻育儿津贴等举措，将婚姻成本适度社会化。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道南岭村的“现金+落户+股份”综合奖励模式，凭借其独特性和创新性，成为基层婚育激励政策落地的典型范例。

为婚姻支出“减负”，还得持续规范婚庆市场秩序，对天价彩礼、婚宴攀比等陋习进行综合治理。对此，中央到地方已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不少地方在整治高额彩礼、推动婚俗改革方面积极探索，江西省金溪县率先设定彩礼上限6万元，宁夏通过“零彩礼证书”奖励国有景区门票优惠等举措也已初见成效。

重塑新型婚育文化，不能依赖自生自发，还需各方协同，寻找传统与现代方法的平衡点：既要通过社区婚姻课堂、家庭伦理教育等方式传承婚姻家庭责任意识，也要在法律制度层面确立平等婚恋观。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多地试点“婚俗改革实验区”遏制铺张浪费。

推动婚姻观念转变，还需引导社会文化的革新，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等固有观念，通过影视文艺、公益广告等载体，展现多元婚恋形态，让“婚育自由”“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等成为社会共识。更重要的，还需构建新型婚恋教育体系，将情感沟通、家庭责任等内容纳入学校课程，帮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婚恋认知。

制度设计的温度决定着婚育意愿的强度。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打破户籍限制实现全国通办，这仅是开始。接下来，各地还需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探索构建“从恋爱到养老”的全周期闭环支持：在婚前阶段，推广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婚内阶段，落实延长产假、陪产假、哺乳假、育儿假等政策，通过税收减免、社保补贴等方式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还有，推动完善“婚育友好”的社会评价体系，将婚育支持力度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倒逼政策落实。

一个个“以爱为名”的婚姻，让“家国情怀”有了更细腻的注解，并在时代变革中书写属于每一代人的家国新叙事。

当小家之暖汇聚成国之大爱，当个人幸福融入民族复兴，这场婚姻变革，定能化作推动社会进步的温暖力量。

编辑：熊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