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嗣方：多维度理解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深刻内涵

超大城市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城市发展的趋势特点和内在规律，先后到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天津、重庆等地视察，围绕做好城市工作、推动超大城市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超大城市治理”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强调“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这些重要论述系统总结了我国城市治理经验，明确了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市思想，为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国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难度大。新时代新征程，各超大城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不但在实践中创新探索，也在理论上持续深化认识。重庆聚焦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初步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彰显独特优势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场景下提出的时代课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经济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内容。其中，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我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前提下推进的，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本质要求。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现代化治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我们党充分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提供了根本保证。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现代化治理。超大城市是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我国现有7个超大城市和15个特大城市，覆盖全国主要城市群，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都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分量，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实现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这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必答题，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基本盘”。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以人为本的城市现代化治理。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城市建设成果为人民共享，城市治理成效由人民来评价，充分体现了我国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全方位、全周期的城市现代化治理。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将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各环节，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城市建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维护等全过程，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在城市治理中的具体体现。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最重要、最根本在于有一套好的制度体系保障。有了好的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发挥治理体系的效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我国超大城市能够实现现代化治理，根本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通执行能力以及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为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坚强保证。

从政治优势上看，通过一系列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安排，确保超大城市治理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进。从理论优势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对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地位作用、根本保证、价值理念、重点任务、科学方法等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进一步发展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创新理论，为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从组织优势上看，我们党建立起“党中央—地方党委—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体系，践行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形成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合力，不断夯实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社会基础。

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攻克超大城市治理中面临的建设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共享开源大模型、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等各种难题和挑战，实现跨部门、跨领域深度融合协同，不断把党领导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

重庆初步探索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的重大任务。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具有空间规模宏大、行政管理单元多、城乡区域差异大等特点。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和应用场景，如果重庆能探索出一条有效的治理路径，其他超大城市实现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也能找到破解之道。

党的二十大以来，重庆结合实际，发挥直辖市扁平化管理优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突出深化改革“关键一招”和创新“第一动力”，出台关于机构设置、实施意见、行动方案、攻坚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和治理数字化三级贯通“双轮驱动”“双向赋能”，推动设施建设从“平台框架”到“数实融合”，智慧运行从“一屏统揽”到“一屏调度”，风险处置从“各自为政”到“联动协同”，建成“一体部署、三级贯通、五级调用、多跨协同”的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构建全局“一屏掌控”、政令“一键智达”、执行“一贯到底”、监督“一览无余”的数字化协同工作场景，实现城市运行和治理全域覆盖、全程感知、全时响应、全景赋能，有力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实现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变革重塑。可以说，治理数字化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基础技术手段支撑，“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又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重要体制机制保障。这一符合重庆实际的首创性差别化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方式，推动了重庆治理模式创新、治理流程再造、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跃升，实现城市治理的理念、思路、机制、方法全面变革重塑，让城市治理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

重庆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现了3个鲜明特点：

一是首创性。重庆探索党建统领“885”工作体系，建立健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制机制，建成全国首个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聚焦城市治理最现实、最紧迫、最急需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实施城建领域“六大攻坚行动”，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创新“民呼我为”便民服务，推进“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解决“一老一小”问题，实施“渝城助医”“渝城护学”，建设小微停车场，推动“一表通”赋能基层减负，以推广水电气讯桥隧轨数字化应用、化粪池和高空抛物智能监测等小切口应用场景和微改革撬动大民生，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市域实践，弘扬重庆城市精神，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独特治理路径、治理手段和治理方法。

二是系统性。重庆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融入治理之中，协同提升“141”基层智治体系实战能力，建立与基层智治体系相适应的镇街管理体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重庆的现代化治理不仅涉及都市区域，更向广阔的农村延伸，以中心城区带动全市域治理变革重塑，在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精神文明、公共服务等方面统筹推进，着力解决制约平安稳定、为民服务、推动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实现复杂条件约束下的城乡治理创新。

三是协同性。重庆加强规划、建设、治理一体化改革，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实施“综合查一次”组团式执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网通办、联合执法、综合监管等协同联动，这是对超大城市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协同治理的全新探索。

重庆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不仅是探索符合自身特点城市治理、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的内在需要，也可为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提供实践样本，更为全球超大城市建设和治理贡献“重庆智慧”，其经验对破解“大城市病”、转变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方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更加注重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既是新时代的实践难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从实践层面来看，虽然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其在思维理念、体制机制、技术手段、能力本领等方面仍存在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AI运用、传感设备布局、数据收集共享以及数据安全流动等需要逐步迭代升级，不能一蹴而就，不可超越财政承受能力；推动“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和治理数字化三级贯通“双轮驱动”“双向赋能”面临诸多堵点卡点，应用场景使用活跃度有待提升，AI赋能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尚在推进，数据面临归集难、筛选难、共享难等问题，且跨区域城市治理公共事务权责划分不够清晰，镇街管理和执法权责不够匹配，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化精细化程度不够，干部适应和引领现代化的能力还有差距。这些问题亟待加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理念、思路、机制、手段和方法的创新，也需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来指导。

从理论层面看，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涉及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范畴构成的城市治理理论，是对过去城市治理理念、领域、方式、实践的创新突破。构建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自主知识体系，要自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城市工作、关于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重要论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两个结合”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实践和理论问题研究，既要揭示其体系结构和各部分内容的相互关系，也要以整体性视野、学术性表达、规律性认识深化研究阐释，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推动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拓展。要聚焦标志性重大概念和原创性思想观点，通过提炼学理性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将其升华为逻辑严谨、系统全面，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要围绕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优化学科设置、夯实研究力量、搭建交流平台，不断讲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理论工作者需要密切关注社会实践，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加强跨学科、跨领域联合攻关，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深化认识，从人民创造性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将其上升为理论认知，提炼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认知，并以新的理论更好指导新的实践。

编辑：唐余方 胡晨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