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智库｜“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导读】

●正因为重视调查研究，尤其是极为重视对农村的系统考察，毛泽东才能准确把握革命规律，进而在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另辟蹊径，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为建立新中国并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也是毛泽东一生坚持的重要工作方法。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毛泽东就注重研究中国国情，这为之后的调查研究作了早期准备。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湖南、广东等地的农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调查报告。正因为重视调查研究，尤其是极为重视对农村的系统考察，毛泽东才能准确把握革命规律，进而在20世纪20年代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另辟蹊径，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为建立新中国并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入了解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对于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仍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毛泽东的农村调查

青年时代，毛泽东就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豪情，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便开始重视“无字之书”，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并积极开展社会实践。五四运动后，毛泽东积极主动地进行农村调查，认为若要在现今的世界有所作为，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而要了解“这地盘内的情形”，离不开“实地的调查及研究”。由此，毛泽东开始了其人生中的初期调查实践，“遍游四宇”，进行“游学”。其间，结合社会实践，毛泽东写了不少笔记和心得。虽然当时毛泽东尚未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剖析社会问题，但他实际上已朴素地认识到调查研究的意义，及至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后，他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一环。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然而，要在特殊国情下实现这“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奋斗目标，对初创的中国共产党而言，难免“山重水复疑无路”。在多方因素综合作用下，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并未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当务之急，即便是较早关注农民问题的毛泽东，当时也因忙于其他事务而分身乏术。据周恩来后来所讲：“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实际上，直到后来在湖南等地进行了一些农村调查，毛泽东才开始真正注意农民问题。

毛泽东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认识，是伴随着历史大潮和实践延展而逐渐趋向理性的，进而持续走深走实。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正式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大会上比较明确地提出“农民运动”这个新问题。有参会者回忆，经对比湖南的工人和农民数量等信息，毛泽东认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并以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为例，呼吁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大会指派毛泽东主持《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并最终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这份党史上的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被收入1923年7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们党农村调查实践的开展。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农民作为影响中国革命成败的一支规模宏大的基础性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后来的中央苏区初创时期，毛泽东又形象地指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而农村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积蓄力量的广阔天地，就决定了其必定成为革命斗争赖以开展的“根据地”，即“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恰与中国的农民和土地问题密切相关。实际上，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认识，也有一个思想发展过程，即从不自觉到自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调研的深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兴起，成为不可阻挡的事情。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几例农村调查

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根本不同的规模和形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翻天覆地的狂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中担任领导职务，这为他抓住一切机会在农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供了便利。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方面不断取得成果，一定程度上为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作了重要准备。

（一）1925年：回湖南韶山等地

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离开上海，经中共中央同意回湖南疗养。1925年2月，他回到家乡韶山。在韶山的半年时间里，他一边养病一边进行社会调查，采用串门、走亲访友等多种形式，深入贫困农民家庭，较为详细地调研了当地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农民的革命要求，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性思考。

这期间，毛泽东来往较多的有毛福轩，他是从安源煤矿回来的共产党员；以及毛新枚、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等，他们是贫苦知识分子、小学教员或毛泽东的远亲近邻。此外，毛泽东还访问了韶山一带的知名人士，如老学者毛简臣、李漱清等。通过与不同人的接触以及调查，毛泽东了解到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其他社会情况。以此为基础，毛泽东写下许多调查笔记，并运用方言和比喻等通俗、生动的语言形式，讲述国内外政治形势、农民穷苦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办法等，深刻唤起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

有了群众基础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当地秘密建立起党团组织，并成立农民协会和夜校，开展实际斗争。这为毛泽东之后深入认识中国国情，进而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收集了许多关于农民生产生活的资料。这期间，毛泽东还在湘潭西乡调研。他根据同佃农张连初交谈所得的情况，用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推算了一户佃农全年的粮食、副业收入与生活生产资料消耗支出，并对这笔账进行分析，得出了当时中国佃农状况的一般结论。以此为据，他完成了有理有据的农村调查报告。这份现存的毛泽东最早的一篇农村调查报告，于1927年3月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弥足珍贵。

大革命形势日新月异，可谓前所未有。当时，党内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属于“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为廓清迷雾，他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5年12月1日，该文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4期上发表。在该文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精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为准确回答中国革命提出的若干重大问题提供了参照。毛泽东还以该文为教材，在广州第五、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等进行讲授。此后，湖南省各县主办的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班，也几乎都以其为基本教材。新中国成立后，该文作为开卷首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还亲自为其写了题注，点明“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可谓一针见血。

（二）1926年：指导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1926年1月，毛泽东又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再次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将农村居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八个阶级，并就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形成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理论。这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制定对农民的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6年3月，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历届中规模最大的，学员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共300多人。毛泽东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向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了解全国各地农村各方面的情况。据此，毛泽东获取了丰富的、能够反映全国农村基本情况的调查材料。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十分注重引导和训练学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调查研究的方法去认识农村阶级关系、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农民运动讲习所指导学员围绕租率、田赋甚至民歌等36个项目开展农村调查，并要求学员按调查项目填写家乡的情况。毛泽东对学员调查研究的成果极为重视，亲自修改他们的调查报告，并将部分调研成果编入其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作为研究和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参考资料。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为该刊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鲜明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研究农民问题，“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并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这篇序言作为重要历史文献，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三）1927年：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考察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同年11月，毛泽东离开广州赴上海，负责领导全国农民运动。随着北伐胜利进军，工农群众运动迅速高涨，规模空前。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在这些省份，农民运动首先高涨起来。其中，从1926年夏到1927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规模迅速扩大，会员人数由40万激增至200万。在组织的带领下，农民行动起来，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迅猛发展，势如暴风骤雨。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高潮。然而，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对农民运动极端恐惧和仇恨；帝国主义及一众反动势力不断叫嚣，向农民运动泼脏水，甚至组织反革命团体并利用反革命武装捣毁农会、残杀干部，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镇压破坏农民运动。此时，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出现激烈争论，一些人虽不完全否认农村和农民的地位作用，但面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却有所顾虑，甚至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跟着指责甚至予以限制。可见，农民问题在当时已成为影响中国革命全局的焦点，形势的突飞猛进将其突出而迫切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电：“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这恰好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开展实地调查研究的良机。面对纷争、责难和不同派别间的激烈斗争，他决心去农村从现实的角度对农民问题进行考察。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从汉口到长沙参会，发表演讲并指导相关工作。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这次历时32天的农村调查中，他广泛接触各方人士，每到一处，除了“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之外，还认真听取不同党派和群众团体的汇报。不仅如此，毛泽东非常讲究方法的科学性，调研中他总是事先列出提纲，并在实践中灵活应用。在上述基础上，通过采用丰富可靠的事例，毛泽东撰写了影响深远的经典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作为一篇社会实践报告，从1927年3月5日到4月3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先后连续刊载于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第35、36期合刊及第38、39期上；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刊载了该报告部分内容；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该报告的单行本。瞿秋白被毛泽东这种亲身“到战线去奋斗”的行动力所感染，欣然为该书作序，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党内外产生的重大影响来看，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这次农村调查，是“代表三万万九千农民说话做事”，其成果可谓意义非凡。

不仅如此，即便在当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国外的影响也非比寻常。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分别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内容。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较为完整地介绍到国外的文章。其中，英文版还在扉页上加了一段说明，称赞其为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最为清晰”的报告。实践表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了解。事实也确实如此，就报告本身而言，其不仅文字精练，而且耐人寻味；从长远影响来讲，该报告更是在相当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相继转载和图书的公开出版，给当时正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带病坚持工作、“轻伤不下火线”的毛泽东以莫大的安慰与鼓励。面对来自天南地北的800多名学员，毛泽东系统地向他们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内容，收到非常好的实际效果。受其鼓舞，方志敏回江西时不忘带上该报告的手抄本，不仅详尽地向当地农运领袖、骨干分子进行传达，还积极组织他们开展学习研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鼓舞下，赣东北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进而推动多地农民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一些人对农民运动所谓“过火”的污蔑，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最后尖锐地指出：“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实践出真知，正是根据实地考察所获得的一手资料，毛泽东得出“农民运动好得很”的正确结论，有力回击了国内外敌人及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流言蜚语和谩骂攻击。也正是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为我们党后来注重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而清晰阐释和正确制定农村阶级政策，作了充足思想准备。受此影响，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开始意识到前期工作存在的错误，即给中央写了《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对之前的工作进行了反思。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中共湖南区委和省农协开始纠正右倾偏向，从而为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的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毛泽东从未放弃同理论脱离实际、只从主观愿望或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在否定之否定中逐步形成科学系统的成熟理论，成功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从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中得出的启示

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时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回望过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为找到中国的出路，“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尤其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进行的调查研究与他学生时代进行的修学储能式的社会调查活动有着明显差异。这些不同，不仅表现在毛泽东此时的调查研究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导，还表现在他能以调查的事实为根据，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并能从调查得来的大量事实中，概括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调查报告，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理论著作，皆被收入《毛泽东选集》，并作为《毛泽东选集》开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仅有的两篇文献而熠熠生辉，持续产生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对其系统思想的形成和深入实践探索的开展不可或缺。这场大革命，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造了必要条件。后来，毛泽东又先后进行了宁冈、寻乌、兴国等调查研究。其中，宁冈调研是毛泽东上井冈山后首次进行的深入调查，关乎中国革命成败。通过密集调研，这段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著作。这些丰富的早期探索成果，为后续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作了铺垫，也像一盏穿透迷雾的指路明灯，为更有力地指导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不仅如此，毛泽东在上述经典著作中所采用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对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也很有借鉴意义。

立足当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继续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在党内外甚至国内外对革命形势出现争议时，毛泽东通过亲身调研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全文始终贯穿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思想，贯穿着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更要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解决现实问题。无论是作出正确决策，还是有效贯彻落实，都离不开调查研究。2017年1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呈报的《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寻乌扶贫调研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当前，如何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中正确看待国内外大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形势？这就需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回升向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

展望未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早在一百多年前，毛泽东就曾满怀激情地憧憬着未来：“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上述中心任务“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事业，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纵深的关键之年。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毫不动摇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有力度、有深度、有温度的调查研究，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把我们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编辑：范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