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刚专栏｜写在旧作文本上的一篇新闻稿

喜欢上新闻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我还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师范学校上学。学校为每个班级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一份《平顶山日报》，每次看完新闻版的内容，就特别想写稿投稿，只是囿于校园生活圈子小，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只能一次次作罢，心中满是不甘。

1993年6月，我正上师范一年级，终于等来了一次试手练笔的机会。一个周日下午，我乘坐着俗称“票车”的破旧中巴，沿着平宝公路，一摇三晃，慢慢吞吞，从乡下老家返回市内学校。

走到半路，车停了下来，当时正值麦收，不少村民在路上打麦，造成严重堵车。等了将近一个钟头，车流才疏散开，到了学校，晚自习已经开始了。我向班主任李中彬老师说明情况后，坐到自己位上。

可能是路上堵车窝火，或者是没有吃晚饭有些饿，反正看不进去书，也做不进去题，索性拿起笔，在一个上学期用过的旧作文本背面，将返校途中遭遇堵车的经历，写了好几页。

晚自习下课后，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大眼睛女生，看我低头不语写个不停，嘻嘻笑着，小声问道，又在创作啥作品？我抬起头，随口答言，胡写乱画。

第二天晚自习，我又把头天写的那几页纸从头到尾顺了一遍，改了几个错别字，从正在用的新作文本上撕下几张方格纸，工工整整誊写一遍，装入信封，封皮收件人栏写上“平顶山日报社”，贴上8分钱的邮票，投入学校门口的邮筒里。

按说，我们学校在启蒙路上，平顶山日报社在建设路西段，也就相隔两公里左右，我完全可以把这个稿子直接送到报社，面见编辑老师。

我却没有那样做，宁可花钱买信封和邮票，通过邮局投递。那时候，我从乡下进城上学还不到一年，乡村少年特有的自卑羞怯，让我不敢走进报社这个神圣的文化殿堂，生怕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被人嗤笑，当做废纸扔到一边。

其实，在投这篇新闻稿件之前，我也给《平顶山日报》的副刊投过散文和诗歌。我曾经手里拿着稿件，在寒风刺骨的冬日，久久站在平顶山日报社大门口的人行道上，手和脸冻得冰冷通红，却迟迟迈不开腿，没有勇气走进去，最后，还是把稿件装进信封，走邮局的渠道，送往编辑老师的案头。

大约一周过后，已经记不清具体是1993年6月的哪一天了，这个反映把公路当做打麦场的小文，被编辑老师加了个题目《公路上打麦害处多》，刊发在《平顶山日报》读者来信版。原稿我写了八九百字，刊发时，只有三四百字，位置在版面右下角，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

当天的报纸，我留存了一份，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变成铅字，发表在正规出版的报纸上。只是后来，几经辗转，拿来拿去，就弄丢了。

那时候，平顶山日报社对通讯员甚至是普通读者的自由来稿，非常重视，可以说是每稿必看，这种对业余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是那个年代很多媒体的职业操守。所有寄往报社的信件，不管是正常投稿，还是情况反映，都由通联部负责拆封、阅看，根据不同内容转交不同版面，编辑根据质量决定是否刊发。

编辑：胡梦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