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倾听基层所想所急所盼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植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与基层实践。基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这一公里的畅通与否，取决于能否真正听得见、听得懂、听得进基层干部群众的声音。“所想”“所急”“所盼”不仅是群众语言的真实表达，更是时代命题的具体映照。在城乡社区、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人民群众的所思所虑往往直接体现了政策的落点和制度的温度。唯有坚持实践导向，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使命去倾听、去观察、去回应，才能把握最鲜活的民意脉搏，校准政策执行的前进方向，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凝聚共识之源：

倾听“所想”才能汇聚最大改革合力

群众的愿望是推进发展的源动力。基层不仅承载了国家政策的落实，也映照出社会心理的走向。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若能将基层干部群众的“所想”纳入前期调研和制度设计环节，就能有效提升政策的科学性和适配性。当前，一些地区出现“上热中温下冷”的治理落差，往往根源在于未能充分听取基层声音，忽视了政策受体的真实反应。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治理逻辑下，倾听“所想”并不止步于调研环节，更是一种贯穿全过程的制度安排。基于此，亟需完善建言献策的常态机制。要构建“乡镇—县级—市级”的垂直反馈通道，强化基层干部对群众所思所盼需求的收集转化功能。部分地区建立了“群众点题、干部解题”的协商平台，以“问题清单+责任清单”的双轨形式，精准对接民意诉求。从实践看，群众关心的不外乎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居住安全、文化生活等切身事务，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关系群众获得感的大事。治理体系要善于从这些“所想”中识别结构性问题，系统施策、源头破题。

回应现实之困：

倾听“所急”才能及时化解风险隐患

群众“急什么”，治理就应“解什么”。倾听“所急”是一种问题导向的行动指引，背后是现实矛盾的集中反映。从供水困难到交通瓶颈，从食品安全到环境污染，这些“急事”往往蕴含较大的社会风险，如若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基层治理信任危机。特别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期，基层治理承压加剧，对群众“急难愁盼”的解决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破解“急事”，既要有制度耐心，也要有治理魄力。要将“吹哨报到”机制进一步下沉，推动职能部门前置响应。例如，北京在街道层面推广的“接诉即办”模式，通过网格化调度、数据化管理，有效压缩了问题处理时间；浙江等地建立“百姓议事厅”等协商议政平台，群众“急难愁盼”实现就地解决、源头控制。除此之外，还要推动政策执行重心下移，强化基层财政保障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基层应对“所急”的承压能力。

解决群众“所急”，还需提升基层干部的制度供给能力和情绪应对能力。许多基层干部面临任务重、事务杂、资源少的困境，情绪压力大，需通过能力培训、机制保障和关怀激励，提升“解急”效率。更重要的是，基层治理要跳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思维定式，强化系统分析与趋势研判，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化解于萌芽。

引领预期之势：

倾听“所盼”才能增强发展信心

“所盼”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引领社会信心的力量源泉。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元，公共服务的广度与深度成为衡量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尺度。社会老龄化加速背景下，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婴幼儿托育机构的建设、就业创业环境的优化，已成为群众的热切期盼。

回应“所盼”，就是要建设更加具备温度和弹性的治理体系。政策层面，应进一步增强民生指标的刚性约束力，要将公共服务满意度纳入各级干部考核体系，引导其向人民期望聚焦发力。例如，江苏探索实施“群众满意度百分表”机制，推动当地在政务公开、教育公平、医疗资源配置等方面实现由“做了”向“做得好”的转变。

不仅如此，倾听“所盼”也意味着引导群众理性预期。在改革过渡期内，一些社会政策存在滞后焦虑或被误解错读现象，这时需要依托主流媒体、村居议事会等渠道，加强政策解读与舆论引导，帮助群众形成清晰、合理、积极的发展愿景。唯有在共情中搭建对话平台，才能让“所盼”不再悬空，而是扎根现实、落地见效。

激发活力之源：

倾听“基层干部之言”才能形成治理合力

干部既是政策执行者，也是群众代言人。倾听基层干部的声音，实际上是对政策执行逻辑与操作细节的回访审视。在实践中，一些改革举措虽立意良好，却因“上下一刀切”或“任务指标化”而遭遇“最后一公里”的执行瓶颈，而真正懂群众、接地气的，恰恰是那些身处一线、日夜奔忙的基层干部。

建立倾听基层干部“所言”的制度机制，一是要拓宽诉求表达渠道，设立问题直报平台，使干部在反映困难与提出建议时免受干扰与压制；二是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干部“想干事、敢担当”撑腰鼓劲，减少“多干多错、少干少错”的心理顾虑；三是要强化政策试点机制，让基层干部成为政策设计参与者而非被动执行者，推动从“被动接单”向“主动共创”转变。

同时，应注重从基层干部反馈中提炼“共性困局”，为国家制度优化提供基础样本。例如，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许多乡镇干部反映工作重叠、考核交叉、文件繁杂，严重挤压了真正服务群众的时间。对此，应形成系统性整合思维，减少“指尖上的负担”，释放“脚步中的力量”。

锤炼治理之道：

在“倾听—回应—反馈”中构建互动闭环

倾听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听见”，而在于“办好”。构建“倾听—回应—反馈”的治理闭环，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调研显示，在群众满意度高的治理项目中，95%以上都具备“反应迅速、结果透明、信息可追溯”的特征。这表明，倾听若缺乏回应与反馈，最终会演变为形式主义的摆设。

在制度建设上，要推动群众诉求数据化、服务响应智能化，借助“数字政府”平台，形成动态信息采集与问题闭环处理机制。在文化建设上，应塑造“有呼即应、未呼先应”的政务意识，将“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忧”内化为干部素养。可探索设立“群众诉求体察岗”“一线情况分析会”等制度场景，定期对所想所急所盼开展滚动研判和持续回应。

同时，强化结果反馈与过程透明，提升群众对治理过程的信任度。广东深圳、四川成都等地推行“回应指数”评估体系，对部门回应率、满意率、解决率进行实时评估，倒逼部门责任落实，实现群众评价倒逼政务改进。只有构建起制度化倾听机制和持续回应机制，治理才会真正有温度、有力量、有未来。

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不只是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广袤土地之上，唯有深入实践、走进群众，才能看清时代最真实的样貌，听到社会最有力的回响。

倾听不是简单的记录，不是走马观花的游览，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基层的具象化体现。这要求各级干部带着责任与情感俯下身来，沉入田间地头、街巷楼宇、厂区校舍，读懂那些朴素而深刻的愿望，感受那些沉默却强烈的期盼。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要做的不仅是回应，更是转化，把“民声”转为“政声”，把“期盼”化为“制度”，把“所想”落实成“可感可见的成效”。基层不是末梢，而是前沿；群众不是服务对象，而是共治主体。只有在倾听中对话、在回应中改进、在反馈中循环，国家治理才能始终与人民同频共振，让现代化建设拥有更稳固的群众根基与更加坚韧的前行力量。

作者：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共重庆市委当代党员杂志社副总编辑

编辑：冯驿驭 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