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子专栏 | 光从历史的缝隙里来

文化散文的创作应有一个面向——发现被宏大叙事遮蔽的日常肌理。

当许多文化散文陷入模式化质疑时，郭大章的《长安书》却展现出别样风貌，带来一股清风。作家俯身于长安故地的断壁残垣间，在泥土与陶片的褶皱里，捕捉那些被宏大叙事遗漏的、属于具体生命的温热与颤动。他以下沉的姿态和诗性的语言，在个体生命经验、日常生活记忆与历史幽微处的沉思之间，摸索着文化散文创作该有的一种可能——让历史的微光从缝隙中渗出，照亮被遗忘的角落。

面对历史，我们常有一种写作习惯：在心灵无法抵达之处便依赖史料现成的结论与宏大的概括。而作家选择了另一条小径——他更信任身体的感知，将其作为钥匙去触碰历史的质地。在《长安书》中，他对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里那些“土黄瘦黑，疲惫不堪”的陶器投以专注的目光，将青铜器的华彩推至背景，“伟大和崇高向来离我们很远……而生活和平凡却离我们很近”。这不仅是题材选择，更是一种刻意的视角反转，让历史从供奉英雄的庙堂，降落到升腾着袅袅炊烟的人间：“历史是什么……是战争，是血泪……但更多的，却是袅袅升起的炊烟”。在司马迁祠，吸引他的并非《史记》在史学殿堂中的位置，而是“寸草不生，风沙肆虐”的黄土塬传递的荒凉况味。黄土沉默，陶片低语，荒塬无言。它们共同构成了对辉煌史册的另一种注解——一种关于时间流逝与个体命运的感怀。

作家对历史碎片极其敏感。在周原博物馆，面对散落的陶器残片，他意识到：“遗迹是破碎的，历史也是破碎的，这些破碎需要我们来粘接。”在《长安书》中，作家行走在“倒下的历史”——“枯黄的青砖，倾塌的断石，露出一角的房檐”之间，一种“莫名的疼痛感”油然而生，促使他思考“生命的真谛和内涵”。这种从微小、破碎处进入历史的书写策略，正是对过度追求完整宏大叙事的有力消解。它印证了历史的魅力，常常不在连贯的传奇演义里，而在于沉潜于民间角落的独特断面与刹那。

散文的诗性维度，在《长安书》中，并非浮于表面的辞藻，而内含于观察、体悟和表达的方式之中。

作家的在场是清晰而温润的。当他立于古老城墙之上，“一再放轻脚步，唯恐唤醒这地下沉睡的灵魂”，城墙便不再是冰冷的砖石构筑，它承载了“压抑的沉重以及深深的痛”，成为心灵投射的场域。在昆明池“静谧而辽远的意境”中，“栈道。小船。水鸢。湖面”构成的和谐画面，触发了对“生命的境界和内涵”的领悟。太液池畔，“青春和希望”的碧湖与“迟暮和过往”的遗址并置，时空模糊，唯余心中喃喃的“历史。生命”。此即文本流动的血脉。

《长安书》的文化诗性，体现为对历史精神内核的触摸与提纯。司马迁的形象被作家从单纯的史学丰碑中释放出来，其价值凝聚于“让历史有了分量与温度”。在周原的陶片与法门寺悠然的禅音之间，他体味到关于“虚空”与“实有”的古老智慧，那“整个世界都在‘空里’”的东方哲理。这样的表达避开了围绕王朝兴替、权力角逐或知识者气节的惯常话语，尝试抵达更具普遍性的文化精神层面。

《长安书》的语言特殊之处，在于对经验的精准捕捉与内在节奏。如其中对三种落日意象的铺展：故乡落日笼罩在“金黄金黄的光”里，带着土地丰收的隐喻；校园落日映衬“阁楼伫立书生”的画面，唤起唐诗意境；山岗落日则呈现“悲壮决绝”的沉坠，“悲壮决绝”四字如斧凿石刻，以断崖式顿挫将英雄末路的苍凉凝固成青铜浮雕。最终，长安郊外“湖面倒影映夕阳，浩渺天宇尽清辉”，十四字织就水墨长卷——“倒影”与“清辉”构成光影的互文，“浩渺天宇”的苍茫拓展了空间维度，而“映”字如点睛之笔，让整个画面在涟漪中流动起来。长句铺陈景象，如河床承托意象奔流；短句点出顿悟，似卵石激溅思想浪花。

散文的核心，在于其后“站着一个人”，一个袒露真实而自由的心灵个体。作家以“向下”贴近泥土的姿态践行这一点。在《长安书》中，北方辽阔苍茫的塬——“一片连着一片，一层叠着一层，莽莽苍苍，杂草丛生”——唤醒了他关于南方土地的对比记忆：“南方没有塬，南方只有田和土地。”车窗外掠过“覆盖深绿”或“裸露黄土”的塬，有的“从中断裂，露出一条条黑色的伤口”，有的“塌陷成壁，刀砍斧凿一般”，映入眼帘的并非地理奇观，更像是饱经沧桑的生命在诉说，让他“去宝鸡的途中，我体会到了生命的庄严”。他调动看、听、嗅、感等多重感官去拥抱历史现场的物质细节：用视觉比较地貌差异，用触觉感受城墙砖石的粗粝，用听觉捕捉飒飒作响的旌旗回声。这种具身化的写作方式，使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抽象结论，而成为可验证的身体经验。

作家对真实的追求还体现在写作伦理的坚守。他拒绝为历史场景添加浪漫化修饰，描写司马迁祠时直言：“这里没有想象中的苍松翠柏，只有几株柏树在风沙中挣扎。”这种不避丑陋的诚实，反而创造出更深刻的真实——它既包含历史的辉煌，也容纳历史的荒芜。“真实的历史就像长安城的天气，既有明媚的春光，也有刺骨的沙尘。”他的思考伴随着智性的追问，不回避历史的复杂与沉重。当他在司马迁墓前发出“让历史远离破败，远离荒凉……走向光明的未来”的吁请时，一个带着人文关切与现实忧思的思考者形象便自然浮现于历史与现实的交界处。

《长安书》之所以耐人寻味，还在于作家能将抽象的历史观念与生命哲思，不着痕迹地融入具体可感的物象与情境之中。昆明池畔那对作为景点的牛郎织女雕塑，本是寻常符号。在他的凝视下，“假若哪一天，他们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再相见，他们会舍下对方，独自苟活于世间，去煎熬那份刻骨的悲凉吗？”这一问，便将凝固的石像化为叩问生死相守、永恒与等待的生命寓言。城墙内外光线的一明一暗，自然转化为关于“遥远的过往”与“光明的未来”的隐喻。长安落日时分的“融融暖意中的岁月沧桑”，最终沉淀为对生命历程的理解——暮色中的深蕴有时比朝阳更耐人寻味。

这种将思想具象化的能力，有效规避了历史写作中“简单转述”的陷阱。在青铜器博物馆，他看到那些复现陶器时代生活场景的雕塑，“像极了我们现在的某个村寨”，历史的纵深感在这一瞥间坍塌，显露出永恒不变的、属于普通人的烟火日常。这是对“历史中人性碎片”的精准捕捉——历史不是遥远的传说，它就存在于此刻目光所及的相似性中。

回溯以史学力度与豪放风格开创先河的文化散文路径，其追随者常陷困局：或过于依赖史料堆砌，或被束缚于整体主义的宏大框架。郭大章的《长安书》却展现了一条不同的路向。作家让散文回归其本然的“个人的、独立的”质地，俯身于城墙砖石的缝隙、陶片细微的纹路、落日余晖的温度之中，尝试重新粘合历史的血肉与肌理。

诗性的光，穿透尘封史料的大幕，在废墟的碎片上，映照出属于生命的永恒印记。当笔尖划过长安的黄土塬，触动的不仅是沉睡的周秦汉唐遗骸，更勾勒出一个当代历史书写者在历史迷宫中执着探索的背影——一种贴近大地、倾听微声的写作姿态。在历史的长河里，刘邦或项羽终成一掊土，而城墙下寻常人家的炊烟，却永远温热。

文化散文的创作，有时就是不断重返现场的考古，与不断去除遮蔽。这样，光才会从历史的缝隙照进文本。

编辑：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