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创新路径及现实课题

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重庆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场景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时代课题。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作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的重大判断，提出要“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创新城市治理的理念、模式、手段”。提高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是当前推动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中之重。目前对于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理解存在一些差异：从广义层面看，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涉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从重点领域看，主要包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立健全“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基层治理创新等。我们探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更多是聚焦到重点领域这个层面。

重庆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源于解决自身独有难题

社会存在是时代课题产生的根源。重庆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顺应了新时代城市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切合国家城市工作决策部署与政策取向，但是在实践中既面临全球超大城市治理的共同挑战，更有基于自身特殊市情的独特难题。

从共性难题看，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都面临人口规模大、功能高度聚集与资源分配的压力，由此引发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破坏、居住质量下降等经济社会问题。尽管国内外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也有可借鉴的好做法，但重庆这座超大城市具有其独特性，需要从实际出发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重庆是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是我国辖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城乡、区域差异大，地形地貌复杂，要找到快速实现现代化治理的方式和路径，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重庆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面临的艰巨性、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探索具有开拓创新性和示范引领性。

一是由于重庆实行扁平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辖区治理单元多，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区域分割现象突出，一定程度存在管理碎片化，基层行政执法面临诸多痛点堵点，统筹起来难度大，需要解决治理主体职责不清楚、统筹协调不够有力的问题。

二是由于重庆地形地貌复杂多变，中心城区功能集中、人口集聚，空间拥挤、管网密集，人口、要素跨区域流动频繁，市政设施复杂，需要解决中心城区功能不够疏解、设施管控不够精准、道路不够通畅等问题。

三是重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投入分散、数据分割，公共数据治理平台效率有待提升，需要解决科技手段运用不足的问题，提高治理的科学性、便捷性、精准性与智慧化水平。

四是重庆城乡、区域差异大，城乡公共服务不充分、不平衡，基层矛盾多元、诉求多样，需要解决城乡一体发展、深度融合不够畅通的问题。

五是重庆高楼林立、桥隧占比高，存在洪灾、火灾等各种重大风险。为增强极端条件下的回旋余地和生存能力，需要解决城市安全韧性和风险防控的问题。

重庆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创新路径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城市发展的趋势特点，曾到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天津、重庆等地视察，围绕做好城市工作、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为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重庆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对于全国转变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方式具有借鉴意义。近年来，重庆市委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明确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全面创新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理念、思路、机制、手段和方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蹚出一条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之路。可用六个关键词概括这一探索的鲜明特色。

第一个关键词：党建引领。构建了党建统领“885”工作体系，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出台关于机构设置、实施意见、行动方案、攻坚行动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健全城市治理领导体制和推进机制，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双主任”的城市治理委员会，各区县同步组建领导机构，“9+2”中心城区“市级统筹、一贯到底”的行政执法指挥调度机制迈出坚实步伐，从立法、规划、标准、改革等维度构建起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培养了一批懂城市、具备数字化运用能力的干部，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构建起多元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第二个关键词：民生为大。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小切口撬动大变局，实施城建“六大攻坚行动”，打造“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创新“民呼我为”便民服务，推出“一件事一次办”集成服务，实施“渝城助医”“渝城护学”，打造“口袋公园”，建设小微停车场，推动“错时共享”停车位建设，推动垃圾分类、全域无废城市建设，推动“一表通”赋能基层减负，推广水电气讯桥隧轨数字化应用，开展化粪池和高空抛物智能监测，率先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全域一体化地下管线数字孪生系统，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市域治理实践，全面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个关键词：双向赋能。实现数字重庆建设与深化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有机统一。重庆以治理数字化支撑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又以“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保障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全面推动了治理模式创新、治理流程再造、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跃升。一方面，建成全国首个市域一体、三级贯通的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推动设施建设从“平台框架”到“数实融合”、智慧运行从“一屏统揽”到“一屏调度”、风险处置从“各自为阵”到“联动协同”，形成了以一体化平台为数字底座，体系化部署AI（人工智能）赋能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协同推动“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有序推进地下管网规建治一体化，推进行政执法队伍、事项、监管、监督、平台实现“大综合一体化”。

第四个关键词：文化强市。推动政治立魂、精神立德、人文立城、文艺立品、创新立业、变革立制，进一步强化核心价值引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提炼“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打造中心城区城市文明示范区，开展“巴蜀同脉·文明同行”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共建行动，建设高品质文化生活圈，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以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为动力，提振城市发展精气神。

第五个关键词：本质安全。以安全韧性为根基，实施新型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中心城区人口密集区域燃气、供水、排水、油气长输“四类管线”实现数字孪生。构建“三控八制”风险闭环管控体系，拓展超大城市治理风险清单管理，紧盯重点场所、区域、人群、时段、行业等除险清患。

第六个关键词：科学方法。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建立“发现—反馈—解决”机制。勇于改革创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放大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创新治理的理念、路径、机制、手段和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整体谋划，注重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急用先行，兼顾需要和可能，注重当前与长远，既讲“系统论”又牵“牛鼻子”，以中心城区“9+2”为重点带动全局，协同联动、优化提升城市治理整体效能。

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需要关注研究的新课题

最近，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作出系统部署，为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迭代升级指明了方向。必须看到，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一项开创性事业，需要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既有不少现实课题需要解决，也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深化认识。

增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与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协同性。通过政策协同、要素整合和空间优化、功能叠加，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现代化城市群、都市圈发展衔接起来，形成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政策合力和综合优势，聚力打造国家战略高效联动的关键节点。稳步推进重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由中心城区向渝西地区，再向渝东北、渝东南地区覆盖，推动治理从条块分割向整体协同转变、城乡分离向城乡一体转变，走出一条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对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基础性作用。要通过创造多元空间价值、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完善空间规划逻辑等策略，构建更加科学、高效、和谐的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为人民群众营造更加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要一体化推进城市空间规划体检和有机更新，加快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打造高品质生活圈，全面提升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市品质和综合服务功能。要准确把握城市治理新趋势，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实现全要素全方位全领域全周期治理，从“治理共同体”向治理“生命体”“有机体”演进。

围绕人民城市理念，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推动“物的现代化”向“人的现代化”跨越，将治理焦点从宏大的城市建设转向人民群众具体的日常生活。坚持“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围绕人的多维需求和全生命周期发展，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要以数字化手段构建全生命周期精准高效服务体系，注重宏观指标与主观感受相结合，不断丰富适应多样化、个性化生活需要的高品质生活服务供给，以群众满意度来检验治理效果。

切实增强三级治理中心实战实效能力。紧扣打造超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着力解决重点领域感知设备覆盖不全、部分行业感知设备接入不够、部分区县感知设备在线率不高等问题，持续打通数据供给、挖掘、流通、应用全链条，提升配套服务设施和服务体系效率，不断增强三级治理中心实战实效能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重庆双向赋能，加快构建超大城市运行和治理大模型，形成全市统一的AI（人工智能）底座，打造一批更大范围的示范性标志性多跨综合场景，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等，筑牢数据安全和内容安全屏障，推动AI成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动力。

解决好多跨协同、提升整体效能的问题。推动全国超大城市之间对接协同，完善以超大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治理体系，推动构建科学高效的城市群治理体系。率先探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治理标准的一致性、评价体系的建立、相互之间的衔接，推动建立统一的治理架构、机构、制度、规则等，促进跨系统、跨层级、跨区域以及跨单位治理协同高效。各治理主体要破除条块分割的惯性思维，城市治理要提升“统”的效能，区县城市治理要制定规范的工作运行标准，中心城区要完善“市级统筹、一贯到底”的行政执法指挥调度机制，进一步提升统筹能力，增强治理合力。

推动国家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化法治化进程。目前对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内涵界定不明晰，归口部门及职责不明确，还缺乏政策性文件以及规范标准、指标体系的指导，需要国家层面进行专门部署，出台指导性文件，明确牵头统筹部门及职责，推动一些城市先行先试。针对相关制度和立法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上不足的问题，要总结提炼好的经验做法并以制度和法规的形式巩固下来，逐步实现推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制度化和法治化，推动制度完善、法治建设与治理创新协同发展。

加强中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加快建构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工作体系和能力体系，要系统梳理汇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要论述，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尤其是要以标识性概念、原理性理论成果为基点，全面分析其时代背景、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实践要求等，进而深刻阐明其理论的彻底性和实践的指导力。

为全球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典型范例。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故事，讲好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创新范式，讲好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庆故事，以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为构建全球城市治理体系和推动治理体系变革贡献力量。

作者：四川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编辑：唐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