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文化四坝|华西坝:穿越烽火的文明回响
作者:胡梦元 李凰言 王诗雨
文章来源:七一客户端发布时间:2025-09-05 09:43:09每逢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四川成都文化地标华西坝钟楼的钟声都会重新响起,浑厚的声波荡起历史的涟漪,漫过屋檐巷陌,在光阴的长廊里叩响岁月的门环,将人们的思绪引向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钟声掠过梧桐树影,沙沙作响。若凝神细听,仿佛还能辨出抗战时期陈寅恪、钱穆、梁漱溟等国学大师在“华西坝五大学”教室里授业解惑的铿锵余音,以及医学实验室里试管轻碰的清脆回响……种种声音汇成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筑起文明薪火绵绵相传的巍峨屏障。
80载春秋更迭,华西坝钟声依然回荡在耳旁——民族危难时,它是出征的号角;和平建设时期,它是奋进的鼓点。这一切都昭示着华西坝不仅是战火中存续教育火种的文化堡垒,更是烽烟里传承中华文脉的精神高地。
西迁图存 保留火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划破夜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壮烈史诗就此揭开序幕。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立得稳,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日寇深谙此理,为了切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竟悍然将战火引向文化教育机构,妄图扼杀承载中国未来的知识青年。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全国108所高校,被破坏91所,占高校总数的84%。
为保存教育火种,中国的大学毅然踏上西迁办学的文化苦旅。当时,地处西南内陆的华西坝,暂未遭受战火侵袭,成为迁移高校的重要避风港——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医学院率先迁入华西坝;
1937年11月,金陵大学师生自南京启程,搭乘“长沙号”客轮溯江而上,分批辗转,全体师生抵达华西坝时,已是1938年1月;
1937年,齐鲁大学师生辗转徐州、郑州、汉口、重庆,最后到达成都,汇入这片临时的教育净土;
1938年1月,已被战火冲散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师生分别从武昌、上海等地奔赴成都,另有散居全国各地的学子自四面八方朝华西坝涌来;
1941年冬,燕京大学遭日寇包围,学校被迫解散,翌年春天,幸存师生毅然穿过沦陷区,历经险阻,终于在1942年晚春迁抵华西坝;
…………
位于华西坝的华西协合大学敞开怀抱,先后与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联合办学,人们称为“华西坝五大学”,共开设文、法、理、工、农、医6个学院,设立60余个系科,学生数量最高时达3000余人,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群。
1942年11月,考入齐鲁大学医学预科班的王翰章历尽艰辛来到成都,进入迁至华西坝的齐鲁大学继续学习。据他生前回忆,校园里都是拿着书和笔记本的学生,他们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说说笑笑:上海话、广东话、北京话、四川话等,还有才学来的成都话。这是“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逢国难、破畛域、克时艰。“华西坝五大学”在战火中携手共进,不仅守护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更在民族危难之际推动其发展,使华西坝崛起为抗战大后方“文化四坝”之一。
联合办学 融汇中西
1944年5月12日,阳光透过怀德堂西窗的彩色玻璃,在华西坝事务所二楼会议室洒下斑驳的光影。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端坐主位,她面前的长桌上,铺着“华西坝五大学”课程总表和师资调配方案,纸张边缘已被摩挲得微微卷曲。
窗外梧桐绿意正浓,室内40余位系主任齐聚一堂,就联合办学中的教学、招生、财务、师资及学生活动等事宜进行磋商协调。
空气中弥漫着战时特有的凝重气息,却又涌动着学术共同体特有的理性温度。
窗外忽然传来隐约的钟声,是华西坝钟楼在敲下午3点的钟响。浑厚的余音震动着窗棂,仿佛在为这场攸关战时教育存续的会议作注。
《燕京新闻》高度评价此次会议,“只看那天五校四十多位系主任共首一堂,空气和谐,就可以象征五大学未来合作的光明前途”,肯定了联合办学模式在存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中的关键作用。
“学生可跨校选课,所修学分各校互认。”1945年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的孙玉德回忆道,“当时,我选了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罗玉君教授的《外国文学欣赏》课程,听她讲课真是大饱耳福。”
“华西坝五大学”在课程安排上充分发挥各校师资优势,统一排课、分别开课。
孙玉德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位将《红与黑》首次带入中文世界的翻译家罗玉君,在讲台上讲课的风采。她的课堂总是被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就连未选上课的学生也甘愿伫立窗外,倚门聆听。
深秋的凉风拂过华西坝,却吹不散这一片求知的炽热。这一刻,战火的威胁、校际的界限仿佛消融,唯有知识的清泉在静静流淌。
这幅承载着集体记忆的历史画面,不仅是“华西坝五大学”打破校际壁垒、实现知识共享的鲜活见证,还是抗战时期联合办学精神的动人缩影。
华西坝文化研究专家戚亚男指出,华西坝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其开创性的联合办学实践,还在于它深厚的中西融合底蕴。
从其名字便可窥见一斑,“华”即中华,“西”为西方,二字相合,本身就构成文化交融的意象;而且当时外籍人士称华西为“West China”,同样在英文语境中延续了这种中西对话的命名智慧。
东西文化学社堪称华西坝上中西融合精神最为深刻的实践与诠释。该学社由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于1942年倡导创立,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与新文化建设工作。
东西文化学社常于华西坝宁静雅致的图书馆或华西后坝101号举办文化交流、学术演讲活动。李约瑟等外国学者先后登台,与陈寅恪、钱穆等中国学者围桌论道。
1942年12月2日,东西文化学社在华西坝招待英国议会访华团。罗忠恕在会上以流利的英语发表演讲,提出包括互派教授学生、组建文化访问团等多项建议。这一前瞻性倡议推动了双方的机制化合作,是战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次重要突破。
因此,华西坝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如今,这片沃土所蕴藏的,已成为大学共同体建设的宝贵精神资源。从联合办学到现代高校协同创新,从文化抗战到文化自信,华西坝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实践。
抗日救亡 共赴国难
华西坝不仅是战时中国教育的中心,更是抗日救亡的前沿阵地。
“华西坝五大学”师生胸怀家国,在坚持学业的同时,毅然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之中,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乡村服务团等抗日组织相继成立。
1939年5月,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规模轰炸,成都危在旦夕。华西协合大学赫斐院(今合德堂)门前,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贴出黄纸黑字的倡议海报,副团长熊德邵呼吁高年级医学生与同学共同组建空袭救护大队,300余名师生踊跃响应。
1939年6月11日晚7时30分,27架日机如黑云般突临成都上空,倾泻下百余枚炸弹与燃烧弹。
顷刻间,繁华街市沦为火海,烈焰腾空、浓烟蔽月,碎裂的瓦砾与焦木四处飞溅,房屋倒塌声、呼儿唤女声、痛苦呻吟声、救命呼喊声在硝烟与尘土间回荡。
轰炸发生时,华西协合大学学生黄孝逴正与同学在餐馆用餐。她毫不迟疑,立即起身冲出门外,逆着仓皇奔逃的人流,疾步奔向空袭救护大队集合点。就在她赶至距校门仅咫尺之遥时,一枚炸弹猛地在锦江畔炸开。
瞬间,弹片四溅,其中一块击中了黄孝逴的后脑。下一秒,爆炸的气浪将她掀起,重重抛向路边的刺篱笆丛,鲜血顿时染红了她的白衣与散落的书页。这位23岁的女学生,尚未抵达救援现场,便已壮烈牺牲。
此次轰炸共造成成都240余人罹难,360多人受伤。华西坝除黄孝逴外,还有1名金陵大学教师殉职,7名师生受伤。
1944年,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华西坝200余名学生弃笔从戎,他们的姓名至今镌刻于四川大学校史馆的抗战从军题名录墙上,永垂青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号角吹响,西迁各高校陆续踏上重返故园的归途。然而,华西坝的数载峥嵘岁月,早已如一炉烈火,熔铸了一代学人的风骨与情怀,其流风遗韵穿透时光,至今仍涓滴存续。
融汇中西的兼容并蓄、风雨同舟的共克时艰、追寻真理的学术自由、以身许国的爱国奉献……华西坝的历史不是尘封的往事,而是一股从未断绝的力量——这股力量凝结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实践中。
80年后,锦水怒涛,在风云激荡的望江楼畔、华西坝上,那穿越烽火的钟声依然清越如昨、阵阵回响。它化作赤诚热血,奔涌在后继者的血脉里,守护着文明薪火,永续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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