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留几个柿子在树上

我出生在1969年，童年的记忆，总是从村东那片坡地开始。坡地上立着三棵大柿树，树皮皴裂，树干粗壮，得一个大人伸开双臂，才勉强抱得过来。每年霜降过后，天变得又高又淡，生产队就招呼大伙儿收柿子。那情景，到现在还在我眼前浮着，像一张泛了黄的农耕图。

年轻人们爬上树，手里拿着带钩的长杆，小心地去够那些红灯笼似的柿子。树下，四个大人各扯着床单一角，仰着脸，眼珠跟着杆子转。一有柿子掉下来，他们就轻轻挪步，让柿子稳稳落进布兜里。我们这些孩子围在旁边，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那时候粮食紧，那一团团红，看得人直咽口水。

柿子堆成了小山，可队里人多，分到每家也就十来个。这时候，生产队长总会仰头朝树上喊：“顶上留几个，给喜鹊过冬。”他的嗓音沙哑，却带着一股子暖意。

我家院里也有棵柿树，树干细，结的果不多。爹摘柿子时，也总在树梢留几个。我仰头问：“爹，咋不都摘了？”爹用粗糙的手掌抹抹我的头：“给鸟儿留口吃的。它们饿死了，开春谁帮咱捉虫？”

分回家的柿子，总有磕破的。娘从不糟践，她把破柿子切成薄片，用麻线穿成串，挂在屋檐下。北方的秋风利索，几天工夫，柿片就缩成了暗红的干儿，甜得扎实，成了我们难得的零嘴。那年我六岁，到底没抵住那甜香，趁家里没人，偷偷找来长竹竿去够。谁知手一抖，整串柿饼哗啦啦掉下来。我正慌里慌张地捡，爹娘从地里回来了。看见我的狼狈相，他们一愣，接着就笑了。娘点着我的额头：“怪不得檐下的柿饼一天比一天少，原是你这小馋猫作怪！”那笑声里，没有半点责怪，全是宽容。

后来坡地上的老柿树被砍了。可我们姐妹四个，肚子里那条叫“馋”的虫还在。每年秋天，爹就约上七八个劳力，带着干粮，拉着架子车，步行二百多里去太白山买柿子。那路坑坑洼洼的，赶上雨天，更是泥泞难走。这一去，总要十来天。

那些日子，我们天天盼。当架子车吱吱呀呀回村的声音传来时，我们就像燕子似的飞过去。娘把爹拉回来的柿子，一层层、一摞摞，仔细摆在堂屋的架板上。每天放学回家，都能吃上一两个娘焐得软软的甜柿子。那甜往心里钻，成了我对清贫岁月最温暖的记忆，到现在也忘不了。

前些年回老家，发现家乡变了样。新房一栋接一栋，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了柿树。深秋时节，整个村子像罩在暖红的光里，熟透的柿子没人摘，扑嗒扑嗒掉在地上，摔成一摊摊金红的泥。几个老人坐在门前晒太阳，望着满地的果子喃喃：“如今谁还吃这个，落得满地脏，不如砍了干净。”

我遇见几个玩耍的孩子，问他们：“树上的柿子那么红，咋不摘来吃？”孩子们眨着亮晶晶的眼睛，一脸不解：“水果都吃不过来，猕猴桃、苹果、梨都不爱吃了，谁还吃这个？糊一嘴，麻烦。”说完转身跑开，追着他们的新式玩具。

我愣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想起我的童年，那时连白面馒头都是稀罕物，更别说各样水果了。而这柿子，曾是我们心里最亮的盼头，是清贫日子里的一点暖。我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个还完整的软柿，轻轻掰开。夕阳下，那金红的瓤依然润泽，蜜样的汁水慢慢渗出来，散发着穿过时光的、不变的甜香。

忽然间，生产队长沙哑的吆喝、爹留柿子时沉默的背影、娘穿柿饼时专注的侧脸，一齐涌上心头。原来，那些刻意留在树梢的柿子，早就不只是柿子了。它们不仅喂饱了冬天的鸟雀，更在流淌的岁月里，悄悄长成了另一种果实——它结在我们心里，名字或许叫“念想”，或者叫“余地”。

它无声地教会我们：日子再紧巴，也要懂得留一口给其他生灵；生活再忙碌，也要为记忆留一处柔软的角落。物质的丰盈或许会让某些具体的事物“贬值”，但那份愿意“留一口”的温厚与善良，那份对天地自然的感念与馈赠，才是人生中最不该丢失的甜。

任凭光阴怎么走，愿我们总记得，给这世界留一点甜。这份甜，最后滋养的，是我们自己的心。

编辑：张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