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英雄和千古英豪

众所周知，2000年7月29日，苏轼被法国《世界报》评为“千年英雄”。该报副主编让·皮埃尔·朗日里耶认为，苏轼既是大文豪，又是政治家，并且拥有一种可贵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灵魂，故被评为“千年英雄”。那么，对于丘濬，是否可以称之为“千古英豪”——在历史上能够流芳千古的英俊豪杰？考量“千古英豪”，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内在品格，二是外在成就，三是历史影响。如果这三大要素同时具备，赢得世人的肯定和传颂，就能在青史留名，可以被认为“千古英豪”。

丘濬身上显然具备了这三大要素。一、内在品格。丘濬宦游40余年，官至一品，却能终身保持清正廉洁，去世时只有一栋住了40年的普通房屋，家中除了藏书之外，别无其他贵重物品。丘濬晚年自述有两大遗憾：一是未能出任州府，造福一方；二是未能叶落归根，教化桑梓。这表明了丘濬真挚而深厚的民本情怀和赤子之情。这种深厚情怀和高尚品格穿越古今，具有永恒意义。二、外在成就。丘濬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军事学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他的学术思想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智慧结晶。另外，丘濬在政治和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作为“理学名臣”和“中兴贤辅”，他辅佐明孝宗实现“弘治中兴”，还曾担任国子监祭酒10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三、历史影响。丘濬的《大学衍义补》成为明清帝王的政治教科书并多次重印，他的诗文作品在明代广为流传，呈现“人诵其文，家有其书”的局面。丘濬本人被视为“岭南四杰”之一，更是明清时期海南士子的学习楷模。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则称之为“中国史上之第一流人物”。所以，丘濬被称赞为“千古英豪”，当之无愧。

那么，“千年英雄”与“千古英豪”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这是一个饶有趣味而内涵深刻的话题。值得指出的是，丘濬在其作品中频繁论及苏轼。《大学衍义补》提及“苏轼”名字77次（含省称“轼”），另有6次所谓“苏氏”亦指苏轼。此外，在《大学衍义补》全书按语中，还有多处虽然没有直接点明“苏轼”名字，但其内容显然与苏轼的相关思想观点有着密切关系。另外，《琼台诗文会稿》和《世史正纲》中，也多次论及苏轼。例如，在《读东坡诗》中，丘濬称赞：“东坡居士真天人，文章豪迈如有神。光焰岂但长万丈，笔端真可斡千钧。”在《赤壁图》中，丘濬盛赞：“自从两赋留传后，世人不复谈周郎。”在《酹江月·和东坡韵题赤壁图》词中，又高度赞扬其“黄州迁客，意翩翩、不是风尘中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丘濬还特意提到“眉山至今草木枯，五百年来生一个。海南遗迹有双泉，我家依约双泉边”，这显示了“海南”与“眉山”，“丘濬”与“东坡”之间的特殊联系。丘濬还说“文章应莫让欧苏”，这表明丘濬确实有传承东坡、甚或要与东坡媲美的心志。

深入考察苏丘二人，会发现其生平与思想存在诸多相似、相通之处：其一，苏轼先后有两妻一妾（王弗、王闰之、王朝云），四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苏遁）；丘濬也是先后有两妻一妾（金氏、吴氏、唐氏），四个儿子（丘敦、丘昆、丘仑、丘京）。其二，苏轼在王弗去世后写了《亡妻王氏墓志铭》，10年后写了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丘濬在金氏病逝后写了《悼亡诗》，10年后又写了《梦亡妻》。其三，丘濬和苏轼都曾担任经筵讲官，都希望“致君尧舜”，又都曾担任科举考官，重视选拔人才。苏轼拥有“苏门四学士”与“苏门六君子”；丘濬担任国子监祭酒10余年，“尊为国师，门生学子遍天下”，其中，蒋冕、谢迁等都是一时俊彦，后来都成为内阁大臣。其四，苏轼感叹“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丘濬抒发“不堪老去思归切，清梦时时到海南”。这说明他们都对故乡怀有深厚情结。其五，丘濬和苏轼都怀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苏轼提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丘濬则指出“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他们都强调要防患于未然，都提出了“共理、共成、共享”的治国理念，主张治国理政应以惠民利民为目的。其六，作为“文坛盟主”，苏轼的作品在南宋广为流传，形成“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的景象；身为“一代文宗”，丘濬的诗文在明代广为流传，呈现全国士子“人诵其文，家有其书”的盛况。

苏轼自称“我是识字耕田夫”，提出“以民心为天命”，向宋哲宗坦言自己治学的“初心”是“以及民为心”；同样，丘濬直言“我本农家子”，提出“以民心为己心”，向明孝宗自述治学的“初衷”在于“颇留心于扶世”和“为民造福”。由此可见，从苏轼“初心”到丘濬“初衷”，可谓一脉相承。正因如此，所以苏丘二人的经世济民思想根本一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民惟邦本，为民造福。苏轼和丘濬都坚持先秦儒家民本立场，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政权存亡的根本力量，必须推行仁政和为民造福，表现在理民财、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等诸多方面。他们强调藏富于民，富民是富国的重要基础。二是改革科举，选任贤能。苏轼和丘濬都重视改革科场文风，因为“文章关气运之盛衰，而科场之文为甚”。他们都反对以一家之言作为标准答案。因为“专主一说”不仅有悖真理，而且败坏士风。关于用人之道，他们主张量材授官、据德定爵。只有胸怀天下，选贤举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三是畅通言路，共议国是。苏轼和丘濬认为，正值天下遭遇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民生维艰，更应当畅通言路，而不是禁锢民意。他们批判秦朝的“诽谤妖言”罪是造成秦朝暴亡的关键原因。苏轼和丘濬都主张用“国是”来统一思想。所谓“国是”，乃是国人的根本共识和价值认同，它既植根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又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最终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和认同。四是人法兼济，德刑相辅。苏轼和丘濬认为，人的能动性与法律的规范性互相配合，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这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相对而言，他们更突出“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强调德主刑辅、以刑弼教。他们强调“立天下之法”，就是说，必须遵循治国规律、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民心所向。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就像苏轼一样，丘濬其实也是性情中人，他的不少诗文作品也流露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风骨。在其早年创作的《钟情丽集》爱情小说中，歌颂和赞美了一种自主恋爱与追求自由的精神。丘濬和苏轼都坚守民本立场，秉承“以民心为天命”和“以民心为己心”的精神理念，以“为民造福”为根本宗旨，主张一切治理实践都以民生福祉为依归。所以，无论是“千年英雄”还是“千古英豪”，其本质都可谓是“人民英雄”。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