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纸墨与电波的絮语

前几天收拾老家书桌，在抽屉深处，发现一沓泛黄的信纸，边角已起了毛边。最上面那封写着“1999年冬于东莞”的信封，邮票边角还留着邮局盖戳的暗红印记。指尖抚过纸面，那些被时光磨淡的字迹，忽然在心里漾开圈圈涟漪——那是“慢时代”里，最绵长的牵挂。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乡村，通讯基本靠“等”。父亲在深圳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家。村里门市部墙上挂着的那部黑色座机，是全村为数不多的“奢侈品”，通话按分钟计费，每次响铃都让人心里一紧。母亲总说：“长途贵，有事才打。”更多时候，我们靠书信往来。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冬天，父亲迟迟没寄回过年的钱。母亲急了，催我给父亲写信。煤油灯下，我趴在木箱改成的书桌上，一笔一画地写：“爸，家里快没煤了，姐姐的棉鞋破了洞……”笔尖划过信纸的沙沙声，混着窗外的寒风呼啸，成了那个冬夜最深的记忆。信投进镇上绿色邮筒的瞬间，仿佛把所有期盼都寄了出去。等待回信的日子格外漫长，每天放学我都要绕到村委会门口，问值班大爷有没有我家的信。

后来父亲买了BP机，黑色的小方块别在腰间，“滴滴”声一响，就得四处找公用电话回。有次我半夜发烧，母亲背着我往镇卫生院跑，路上借了村民的电话呼父亲。等父亲回电时，我们已经在诊室挂着吊瓶。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带着喘息，母亲却笑着说“没事了”，挂了电话才抹眼泪。那时的牵挂，总在等待和仓促的对话里，藏着太多没说出口的担忧。

2003年我上初中，村里通了宽带，镇上开了第一家网吧。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父亲模糊的视频影像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虽然摄像头像素很低，父亲的脸在屏幕上泛着绿光，说话时嘴唇和声音也总对不上，但能看到他抬手擦汗的动作，能听到他车间里隐约的机器声，已经觉得无比神奇。每次上网要提前预约，一小时两块钱，母亲总在旁边掐着表：“长话短说，省点钱。”可即便这样，视频结束时心里的暖意，比收到十封信还真切。

高三时，我有了第一部翻盖手机，是亲戚送的旧手机，银色外壳，按键小小的。那时，父亲也学会了发短信，“钱已汇，查收”“天凉，添衣”，虽然每条都短得像电报，却能反复看上好几遍。有次模拟考失利，我躲在操场角落哭，收到父亲的短信：“慢慢来，爸信你。”那六个字，比任何安慰都管用。那部手机用了多年，按键磨得发亮，收件箱里存满了短信，我舍不得删。

大学毕业后，智能手机普及，视频通话成了家常便饭。去年冬天母亲生病，我每天晚上和她视频。镜头里她坐在沙发上，腿上盖着毯子，手里织着毛衣，絮絮叨叨说村里的事：“你王婶家的羊下了崽，你李叔种的萝卜丰收了……”我能清楚看到她眼角的皱纹，听到她咳嗽时的轻喘，仿佛就坐在她身边。有次她举着手机在院子里转，让我看墙角新开的腊梅，花瓣上的露珠都清晰可见。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那沓书信。父亲的字迹从工整到潦草，母亲在信尾补的几句叮嘱，还有我小时候画在信纸角落的小人儿，忽然让我鼻子发酸。那些需要贴邮票、跑邮局、等上十天半月的牵挂，那些BP机“滴滴”声里的焦急，那些翻盖手机短信里的笨拙关怀，和现在随时能接通的视频、秒回的消息，其实藏着一样的温度。

暮色渐浓，手机屏幕亮起，是父亲发来的视频请求。他刚从田里回来，裤脚沾着泥，手里举着个刚摘的南瓜，笑着说：“你妈要做南瓜饼，让你看看咱自家种的，甜着呢。”镜头晃了晃，能看到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油烟机的嗡嗡声混着他们的笑声传过来。

纸墨淡去，电波流转。快与慢的切换里，变的是传递的速度，不变的是字里行间、电波两端，那份沉甸甸的牵挂。就像村门市部里那部退役的黑色座机，虽然不再响起，却永远在记忆里，守着一个时代最温暖的回响。

编辑：杨东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