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平专栏｜历代廉洁奉公典范人物故事咏怀⑩

七律·赞子产恤民垂清范

独抱孤怀对列雄，

丹心廿载淬霜风。

但凭乡校闻讥议，

敢向田畴正异同。

九赋均平双鬓雪，

三章法度一襟虹。

谁言小国无遗爱？

青史长悬皓月空。

（平水韵）

苏幕遮·吟恤民清范

立危邦，持大统。

田赋新均，刑鼎昭云栋。

千古廉芳真德重，

袖纳清风，自卷春潮涌。

校言珍，民意重。

生死何辞，肝胆千秋共。

家室空余舟作冢，

金水长歌，犹作沧浪诵。

（依范仲淹体，词林正韵第九部）

郑相清风昭千古——子产廉洁奉公传佳话

子产，名侨，春秋时期郑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于郑简公、郑定公年间执掌国政二十余载。彼时郑国“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夹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内有权臣擅政、民生凋敝之困。子产临危受命，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信念匡时济世，推行系列改革，同时以廉洁自持、奉公为民的操守，成为先秦贤臣的标杆，被孔子赞为“古之遗爱”。

清身正己：乱世中的廉洁担当

执政之初，郑国官场贪腐成风，贵族常以私贿拉拢官员。子产率先垂范，坚守“食不二味，居不重席”的简朴生活：拒绝扩建府邸，坚持居住祖宅；严词拒绝一切私下馈赠，立下“居位不谋私，履职唯奉公”的准则。这种廉洁自律使他超脱于利益纠葛，同时订立吏规，明令僚属不得搜刮民脂、不得徇私枉法，对贪墨之徒严惩不贷，为改革奠定了道德权威，迅速扭转了官场风气。

改革践行：廉洁与法治的融合

子产的廉洁不仅在于个人品德，更转化为制度力量。面对贵族隐匿田产、转嫁赋税于百姓的积弊，他推行“作封洫”（划定田界）和“作丘赋”（改革军赋），并率先丈量自家土地，其家族按新制如数缴纳，彰显公平。尤为重要的是，他力排众议“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于青铜鼎上公之于众，打破贵族对法律的垄断特权，使“民知有法而不惑，吏知有法而不贪”，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开放纳谏：以监督守护廉洁

子产的廉政智慧，还体现在他主动接受监督的开明态度。当时郑人在“乡校”议论政事，大夫然明建议毁校禁言。子产坚决反对，并留下千古名言：“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他认为堵塞言论如同防川，不如开放言路，将批评作为改进政事的良药。这一举措体现了子产的“民本”思想和将权力置于阳光下的决心，是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罕见的民主性尝试。

身死家贫：廉洁精神的永恒回响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子产病逝。史载其身为国相二十余载，家中却无余财，儿子竟无力筹办葬礼，最终靠国人自发捐助才得以安葬。百姓闻噩耗，“巷哭户祭，如丧至亲”，甚至将珠宝玉器抛入河中以致哀思。子产的廉洁，以“家无余财”的清贫，兑现了“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誓言。

千年遗爱的廉洁丰碑

子产的廉洁，是系统的治国实践而不仅是个人道德——它融入制度设计（铸刑书）、权力运行（不毁乡校）、民生政策（作丘赋）与国家外交。他证明了廉洁非政治装饰品，而是治国理政的基石，清廉政风能直接转化为治理效能。孔子誉其为“古之遗爱”，司马迁称其为“仁人”，正因他树立了“以廉生威、以公得信”的永恒典范。子产的故事表明，真正的政治力量，根植于无私品德与对民意的敬畏，跨越两千五百年，其廉洁精神仍是中国廉政文化不竭的源泉。

七律·赞李离奉法昭廉名

铁冠凝雪立寒秋，

丹笔裁云判浊流。

蛛迹每从微处察，

龙泉总向直中求。

九重诏下千钧诺，

一死刑明万古愁。

谁道法高难及己？

霜锋犹照晋宫楼。

（平水韵）

江城子·吟奉法丹心

法冠凝雪映星寒。

卷如山，烛将残。

铁索呜咽、冤魄泣铜环。

誓破重霾搜隐奸，

惊棘木，镇狂澜。

错裁忽觉裂心肝。

卸貂冠，斥君宽。

“食俸危庭，安可负刑天？”

剑啸云崩虹贯野，

碑矗处，海潮湍。

（依苏轼体，词林正韵第七部）

春秋法臣李离：以死护法的千古风骨

李离，春秋时期晋国执掌刑狱的官员（理官），生卒年不详，活跃于晋文公重耳执政时期（公元前636年—前628年）。他以精通法律、严于律己著称，其事迹虽在《史记·循吏列传》中仅载一事，却因其为维护法律公正而毅然伏剑自裁的极端举动，在中国法治与廉政史上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成为“法不阿贵，罪不避己”精神的早期典范。

失察之过：尽忠职守的慷慨悲歌

作为国家最高司法官之一，李离素以审慎细致闻名。然而，在一次审理案件时，他因误信下属不实的调查与证词，做出了错误的判决，最终导致一位无辜者被错判处死。当真相大白后，这一“过听杀人”（因误听误信而错杀）的过失，成为他人生中无法回避的沉重罪责。这一事件本身，便凸显了在司法权柄之下，任何微小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对执法者提出了近乎苛刻的品德与能力要求。

自拘请死：法律面前的无畏担当

得知冤情后，李离的反应彻底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寻常逻辑。他没有寻求辩解、推诿于下属，或利用职权掩盖失误，而是立即将自己拘禁起来，并主动向晋文公呈报案情，给自己判定死罪，请求依法处决。晋文公极力为其开脱，提出“官有贵贱，罚有轻重”“此乃下属之过”等理由赦免他。然而，李离面对国君的宽宥，展现了更坚定的法律信仰。他抗辩的核心逻辑是：自己身为长官，享有高官厚禄，理应对所有裁决负最终责任；既不能将权力推予下属，岂能在出错时将罪责推予下属？他用自己的言行，定义了何为“权责一致”。

伏剑明法：用生命铸就廉政丰碑

在晋文公再三拒绝其请死要求后，李离做出了惊世骇俗的举动。《史记》以短短数字记载：“遂不受令，伏剑而死。”他以决绝的自裁，完成了对自己过失的终极审判。这一行为绝非懦弱或逃避，而是以生命为祭，向世人昭示了三条永恒的原则：第一，法律至高无上，执法者自身必须首先臣服于法；第二，掌握权力者，必须承担与之对等的终极责任；第三，司法廉洁与公正的底线，需要用最彻底的担当来捍卫。他的死，是对法律尊严最悲壮也最有力的献祭。

李离的廉洁奉公，已超越了不受贿赂、生活清贫的层面，上升为一种对法律精神绝对的忠诚、对职位责任无限的担当。他用生命诠释了“正人先正己”的执法铁律，将司法者的道德自律推向了以身殉法的顶峰。其故事虽短，力量却穿越千年，时刻警醒所有执掌权柄者：真正的廉洁，在于内心对规则的敬畏；至高的奉公，在于对错误毫不姑息的勇气。李离，这位春秋时代的理官，以其伏剑一瞬，树立了一座以生命铸就的廉洁与法治丰碑。

七律·赞石碏大义守洁操

左丘简册纪春秋，

濮上孤忠动九州。

铁书暗度陈关月，

血诏初惊卫鼎旒。

自削千钟明素志，

宁辞万户守荒丘。

寒潭百代清波涌，

长映霜天雁影流。

（平水韵）

渔家傲·吟孤忠亮节

濮上风清扬直气，孤忠不避权奸势。

璧拒粟辞心未累，

明大义，血书暗递陈邦寄。

忍断私情诛逆子，廉名永铸春秋史。

古柏苍苍凝劲翠，

人共祭，纯臣风范昭千祀。

（依晏殊体，词林正韵第四部）

大义灭亲——石碏忠廉大义传千古

石碏，春秋时期卫国大夫，为人正直刚毅，为官清廉奉公，毕生秉持“明君臣之义、守家国之纲”的信念。他身处卫国政局动荡之际，不阿附权贵，不谋一己之私，以社稷为重、以法度为纲，其“大义灭亲”的壮举载于《左传》，成为中华廉政文化与忠义精神的典范。

直言谏君：持正不阿的风骨

卫庄公时期，公子州吁恃宠而骄，喜好武事，庄公不加约束。石碏见状直言劝谏，提出“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主张，告诫庄公需用礼义教导子嗣，杜绝骄奢淫逸之风，否则必将酿成祸患。他还指出州吁若长期放纵，会威胁卫国安定，但庄公未予采纳。石碏见国君昏聩、奸邪渐长，又不愿同流合污，遂称病辞官，以清退之举坚守为官底线。

大义灭亲：奉公忘私的抉择

卫庄公死后，州吁弑君篡位，又拉拢石碏之子石厚共谋朝政，卫国朝野人心惶惶。石碏心系社稷，假意献计，让州吁、石厚前往陈国求助，同时暗中致信陈桓公，陈明二人弑君之罪，请陈国将其扣押。待州吁、石厚被擒，卫国群臣因石厚是石碏之子，主张赦免石厚。石碏却厉声驳斥：“州吁之乱，厚实为从”，若赦免逆子，便是徇私枉法、愧对社稷。他坚决派人前往陈国处死石厚，以一身正气肃清叛乱，安定卫国。

清廉传世：不谋私利的操守

石碏为官期间，始终清廉自守，不贪慕权位，不搜刮民脂。辞官归隐后，他布衣蔬食，生活简朴，从未利用昔日声望谋取便利。在处置州吁之乱的全过程中，他拒绝一切私下说情，唯一考量是卫国安危，哪怕牺牲亲子也绝不妥协，用行动诠释了“奉公忘私”的真谛。平定叛乱、迎立新君后，作为首功之臣，他未有居功揽权之举，展现出功成不居、恪守臣节的政治品格。其所有行动目标纯粹：维护礼法正统，保障社稷稳定，而非个人私利。

石碏的廉洁，不止于不贪不占的品行，更在于以社稷为重、以法度为先的家国大义。他敢于犯颜直谏，彰显持正不阿的气节；他毅然大义灭亲，践行奉公忘私的操守，用一生坚守树立了“宁负至亲，不负苍生”的贤臣标杆。

编辑：李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