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嘴河畔的记忆

（一）

今年夏天，我在重庆巴南区见到了田鸣，彼时的他刚搬离住了20多年的大江厂家属区，新家客厅的书架上，摆着一排漫画书——那是他年轻时一本本淘来收藏的。快五十岁的人，说起当年在南川三线厂的日子，烟卷在指间燃到尽头都没察觉。

夕阳西下，书房里亮起一盏台灯，田鸣娓娓道来：

我叫田鸣，1978年出生，之前跟着外婆，1980年来到父母工作所在的国营红山铸造厂。打记事起，凤嘴河的流水就没断过声息，它绕着厂区蜿蜒，把机器的轰鸣揉碎在波纹里，成了我童年最绵长的背景音。父亲总说，他们是70年代初揣着热血来的，那会儿红山厂还是山坳里的一片荒土，推土机的履带压过野草，脚手架在晨雾里支起轮廓，他和母亲背着铺盖卷，一路颠簸来到金佛山下，一脚踏进这片山坳，便把一辈子最美好的年龄都留在了这里。

厂区的日子像浸在温水里，慢得能数清阳光在红砖墙上游走的痕迹。我们住的东风村，是一片筒子楼，下雨天，地面积了水，我们踩着雨水嬉戏，衣服裤子沾着泥点，笑声却比凤嘴河的流水还清亮。我家最早在东风村1栋的单间，屋子挤着两张床，吃饭得在门口搭个掉漆的小桌。每到夏季，大雨砸在筒子楼的路面，滴滴答答的声响，和收音机里刘兰芳说《岳飞传》的声音缠在一起，倒也成了别样的韵律。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开始做饭，煤烟裹着酱油的咸香，在东风村的上空漫开。母亲们站在楼道口喊孩子，声音裹着风，能传半条街。

后来，厂里分了新房，我们搬到12栋。房子从单间变成了三间的套房，还带着独立卫生间，最让我雀跃的是用上了抽水马桶——我想，20世纪80年代整个重庆能有这生活设施的人家或许寥寥无几。有外地的亲戚来走动，我总拉着他们来“参观”厕所，按下冲水按钮时特意压低呼吸，刻意去感受亲戚们的“赞叹”。

红山厂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小世界，藏着许多细碎的温柔。每周，厂区电影院都会放映电影，幕布亮起时，整个影院便静了下来，只有放映机的马达在角落里低吟。我最难忘的是看《妈妈再爱我一次》，那天影院里挤得满满当当，我和母亲挤在后排，当影片里的小强跪在雨中喊“妈妈”时，抽泣声从影院的各个角落涌出来，前排的阿姨用袖口反复擦着眼角，母亲从口袋里掏出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一边擦自己的眼泪，一边把我的头往她怀里按。手帕上有股淡淡的肥皂味，混着母亲身上的温度，成了我记忆里最柔软的印记。

而我对漫画的痴迷，是从童年时就扎下的根。父母不准我打游戏，但允许我看漫画，那会儿市面上的漫画书不多，我便把父亲给的零花钱都攒起来——他每次发工资，都会从工资里抽出几毛钱递给我，我把钱塞进床头的存钱罐里，硬币碰撞的声响，像在为我的“漫画梦”敲着鼓点。攒够钱了，就去买《圣斗士星矢》。新书到手，我会先找块干净的布把书皮擦一遍，再小心翼翼地翻开，生怕把书页折了角。后来自己也学着画，课本的空白处全是我涂画的小人：数学课本上的几何图形旁，总会冒出个戴着头盔的圣斗士；语文课本的插图边，星矢正张开手臂。老师发现了，也只是笑着敲敲我的桌子：“田鸣，上课别走神，下课再画。”厂里的孩子都知道我有最多的漫画书，他们总爱来找我借书。孩子们有的蹲在地上，有的趴在阳台栏杆上，阳光洒在书页上，暖烘烘的。风掀动书页，哗啦啦的声响里，夹杂着我们小声的议论，像一群鸟儿在枝头低语。母亲总说我“不务正业”，可父亲倒觉得挺好。

（二）

1997年，是红山厂命运的转折点。厂区里到处贴满了标语，红色的纸张贴在厂房的灰墙上，像给旧建筑缀了些鲜艳的花，大人们的聊天话题都离不开“搬家”。那年，我跟着父母收拾行李时，看着住了十几年的东风村，心里说不清是失落还是憧憬。母亲把我的漫画书一本本放进纸箱，每本都用旧报纸包好。父亲则在家里踱来踱去，时不时抬手摸一下墙上的挂钟——那是他出差时买的“高级货”，指针走动的声响，像是在数着离开的日子。搬家那天，再看金佛山时，山尖被云雾裹着，像蒙着一层薄纱，凤嘴河的流水声渐渐远了。

我们的新家在巴南鱼洞，这里有更宽敞的马路，有亮着霓虹灯的商店，没有了山坳里的宁静，没有了傍晚家家户户的炊烟，连空气里的味道都变了，多了些许汽车尾气的喧嚣。

在鱼洞读高中的日子，漫画依然是我最亲密的伙伴。学校附近有个书摊，摊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每天他都准时出摊。我经常去淘书。2002年，红山厂正式并入大江厂。那天父亲特意穿了件新衣服，晚上回来时，他脸上带着酒红，拉着我坐在沙发上，话比平时多了不少。他说起当年在红山厂的日子：“那会夏天上班，工装从里到外都湿透了，能拧出水来，可没人喊累，大家都想着把厂子建好。”说着说着，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他刚进厂时和工友们的合影。照片上的人都穿着蓝色工装，笑容在阳光下格外灿烂。“厂子合并了，但咱们红山人的根还在。”父亲的指尖在照片上轻轻摩挲，像是在触摸那段逝去的时光。

来到鱼洞后，改变的不只是红山厂，还有我的个人情感生活。我和章娟的相遇，像一场被时光安排好的重逢。毕业后，我在重庆工作，父母退休就常住鱼洞。有一天，我陪母亲去菜市场，门口的老奶奶摆着个竹篮，里面装满了栀子花，白色的花瓣上还沾着晨露，香气在空气里漫开。母亲买了一把，抽出一朵别在衬衫口袋上：“闻着香，心情也能好点。”出菜市场时，碰到了母亲的一位来自山西的老同事，她身后跟着她的侄女——扎着马尾辫，穿件白色的连衣裙，裙摆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就像一朵盛开的栀子花。

那就是章娟。我后来知道，章娟的父母是从山西来的，以前在江津夏坝的国营晋江机械厂工作，2003年厂子也搬到鱼洞并入大江厂。她比我小七岁，当时在鱼洞读中学，那天是陪姨妈来买陈醋的。“都是三线厂的子弟，肯定有话说，你是哥哥，以后要照顾好妹妹。”母亲笑着说。

后来，我们慢慢熟悉起来，她总爱跟我讲起晋江厂的日子。她说，八十年代是晋江厂最辉煌的时候，生活区像个小的城镇：幼儿园的滑梯涂着鲜艳的颜色，子弟学校的操场上飘着五星红旗，商贸大楼气派得很。“我小时候总在商贸大楼买东西，有很多好玩的。”章娟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着光，手还比划着小时候的玩具的样子。

我们有太多共同的话题，像是两条从不同山坳里流出的小溪，终于在某个地方汇成了河。说起厂区的电影院，她记得看电影时，全场的人都在喊“好”，有个叔叔看得太投入，突然站起来模仿男主角的动作，差点把前排的凳子撞翻，引得全场大笑；说起子弟学校，老师不少是厂里的职工家属；说起搬家，她也有过舍不得。临走前，她在厂区的槐树下捡了好多槐花，小心翼翼地夹在语文书里。“以前觉得厂子就是全世界，搬出来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大，可心里最念的还是厂里的日子。”章娟的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我的心湖，漾起圈圈涟漪。我想起自己离开红山厂时，也偷偷在口袋里装了颗凤嘴河的鹅卵石，现在还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偶尔拿出来摩挲，仿佛还能感受到水汽的微凉。

（三）

2010年的春天，我和章娟结婚了。再往后，我和章娟常带着孩子回以前的厂区看看。现在，红山厂的旧址成了不少年轻人打卡拍照的景区，东风村还在，像是把时光又拉回到了几十年前。每次站在凤嘴河边，我都会指着金佛山对孩子说：“爸爸小时候就在那山下长大，夏天会和小伙伴们去凤嘴河里摸鱼。”孩子会睁着大眼睛问：“爸爸，现在还能摸鱼吗？”

今年，我们一家四口和双方父母一起，又回了趟红山厂。凤嘴河的流水声和我们的聊天声缠在一起。父亲说，他当年在厂里入了党，宣誓时特别激动，声音却格外响亮；章娟的母亲说，她刚到晋江厂时，不会做重庆菜，是邻居手把手教她做回锅肉。听着父母的话，我突然觉得，三线厂的日子就像凤嘴河的流水，看似已经走远，却一直流淌在我们的心里。那些砖墙、球场、电影院，那些一起看电影、攒漫画书、捡槐花的日子，不仅是我们这代人的记忆，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深深镌刻在岁月里。

夕阳西下时，我牵着章娟的手，她的手暖暖的，带着熟悉的温度。孩子在河边上奔跑，手里拿着刚捡的鹅卵石，笑着喊 “爸爸妈妈快来看”。风里带着花草的清香，也带着时光的温柔。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满是感慨——时代在变，生活越来越好，可那些关于三线厂的记忆，永远会是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它见证了父辈的奉献，承载了我们的童年，也连接了我们的爱情。我想，这就是三线厂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来时的路；无论时代怎么变，都要记得那些为梦想坚守的日子。

天色已晚，月光斜照在小区的树上，光影斑驳，田鸣的故事讲完了。我仿佛能看见四十年前那个踩着积水的少年，听见工厂车间里沉闷的嗡鸣，还有广播里那首滚烫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三线厂的辉煌岁月早已落幕，三线厂工人和他们子弟的故事，就像如今工业博物馆展览的三线厂机床模型，沉甸甸的，藏着一个时代朴素但动人的力量。

（作者系沙坪坝区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范圣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