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崇伟专栏｜长影记

在红旗街与湖西路的交叉口下车，远远就看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竖式厂牌。厂门空阔，人影稀疏，只有风穿过门洞时，发出一点类似叹息的微响。这静谧让我有些疑惑：这里不该是门庭若市、明星云集的景象吗？我站了一会儿，确认这里真的是被称作“新中国电影摇篮”的地方，才迈步而入。

脚下是一条宽阔的“历史之路”。黄褐色的铜质方砖，一块接一块，像一帧帧被拉长的胶片，镶嵌在水泥路面上。我低下头，缓慢地挪步，目光掠过那些镌刻其上的年份与大事记，鞋底与铜板摩擦，发出沉闷而真实的声响。我用脚步，一寸一寸地，丈量它从屈辱、争夺、新生到辉煌的全部体温与重量。路的尽头，是那幢苏式风格的办公楼，沉默地矗立了八十年。人去楼空，可我知道，那里面装着一个民族用光影筑起的记忆圣殿。

步入博物馆大门，光与影的世界便轰然洞开。第一个展厅，主题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这称号，长影担得起。我的目光与墙上的黑白照片相遇：舒群的坚毅，袁牧之的儒雅，田方的沉稳……他们大多穿着朴素的中山装，眼神里却有一种开创纪元般的、灼热的光。正是这群人，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困窘之中，硬是拍出了新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个滚烫的“第一”。我凝视着展柜里《桥》的剧照，那些质朴的工人形象，与后来银幕上涌现的董存瑞、王成、李向阳们，血脉相连。他们不是明星，他们是英雄，是一个崭新国家急需铸造的、属于人民的灵魂塑像。

脚步把我带进一个仿旧的老式放映厅。灯光暗下，银幕亮起。当《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骑着骏马、双枪在手的英姿出现时，我的鼻腔竟毫无征兆地一酸。不是悲伤，是一种遥远的、熟悉的激动，从童年记忆的最深处被唤醒。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故乡小学操场上那面悬挂在两根杉木杆之间的白布。夏夜，蚊虫在放映机光柱里飞舞，孩子们早早搬来板凳，占下最好的位置。蒲扇摇动带来湿热的风，空气里混杂着花露水与炒瓜子的气味。为了看一场《上甘岭》，我们曾摸黑跑过七八里田埂，脚下是稻田的湿滑，头顶是闪烁的星河。电影里冲锋号一响，全场便跟着沸腾。那时的英雄，没有复杂的人性弧光，他们的好与坏、爱与恨，都像黑与白那样分明，却以一种绝对的力量，将“崇高”与“牺牲”这些词语，铁水般熔进我们这群乡村少年懵懂的心田。

转过一个回廊，是电影场景的实景复原。简陋的布景板，粗糙的木质道具，褪了色的标语。很难想象，那些风起云涌的战斗、荡气回肠的爱情，就诞生于这样的环境里。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小女孩，正欢快地摇动着一艘“军舰”的木质舵轮。她的父亲在一旁笑着说：“这是邓世昌开的船。”小女孩抬头，眼睛清澈：“邓世昌是谁？”她继续快乐地转着舵，对那场决定国运的悲壮海战，浑然无觉。我站在旁边，忽然有些羡慕。我们的童年，被《甲午风云》里邓世昌的决绝、《英雄儿女》里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呐喊，烙下了太深太痛的爱国印记。那是一种混合着自豪与悲怆的复杂情感，沉重，却构成了我们精神骨骼里最早的一根钙质。而她的童年，或许会有更轻盈的快乐。时代给每一代人准备的“精神底色”，竟是如此不同。

《保密局的枪声》的展板前，我驻足良久。父亲曾回忆，那时他一个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元，却心甘情愿排长队，就为花两毛钱，去感受那份地下工作的惊心动魄。那是一个全民共享光影狂欢的年代，电影是稀缺的，但渴望是丰沛的；技术是粗糙的，但情感是饱满的。从《人到中年》中知识分子的困境，到《开国大典》的磅礴，长影的镜头，始终紧紧贴着大地的脉搏与人民的呼吸。

走进巨大的道具仓库，这里更像一个被遗忘的、属于过去的“现实”世界。手摇电话、牡丹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贴着“囍”字的热水瓶……它们不是文物，它们就是我们曾经的生活。我仿佛看到《大小夫人》里热闹的乡村集市，听到《杜十娘》里哀婉的唱腔。而在军事题材区，那些木制的、橡胶的“枪支”整齐排列，沉默地诉说着它们曾参与塑造的那些热血与硝烟。它们从真实的生活与历史中走来，在虚构的光影里获得生命，最终，又回归为一种比真实更深刻的“证据”。

离开时，夕阳给那幢苏式老楼镀上了一层柔和的、怀旧的金边。走出大门，回首再望，“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厂牌在暮色中成了一个沉默的剪影。它老了，旧了，安静了。但它所诞生的那些光影，那些故事，那些精气神，却早已挣脱了物理意义上的厂区，飞越了时间的关山，融进了一个民族波澜壮阔的精神史诗之中。城市在远处喧嚣，时代朝着数字与虚拟狂奔不息。而在这里，一切仿佛都慢了下来，慢到能听见胶片转动时“沙沙”的微响，那是一个时代的心跳，沉稳，有力，从未真正停息。

编辑：杨东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