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卫国专栏｜红薯的恩典

秋天往深处走时，霜气渐渐漫过豫北平原，这时候红薯叶开始褪去翠色。玉米已经收回家好几天了，乡亲们不慌不忙赶着驴车拿上铁锹赶往红薯地。铁锹插入松软的沙土地，刃口磕在薯块上的钝响像是大地深沉的叹息。我总记得祖父拾起那些沾满泥土的块茎，像捧着金疙瘩似的在袖口上反复擦拭。

红薯应该是最亲民的食物了，通身皆可食用。嫩红薯叶可以和面蒸着吃，红薯的嫩梗焯水后可以做成凉拌菜。这些都是贫乏岁月里果腹的食粮。最值得怀念的是，蒸好的红薯摆放在煤火台上，经过一个漫长冬夜的熏烤，第二天早晨变得焦黄，口感筋道。

粉条是红薯变身以后的美味。我见过粉条制作过程，祖父端起那盆调好的粉芡，稠白的浆液在盆中微微颤动。他左手悬在滚水锅上，右手握拳抵住盆沿，轻轻一倾，浆液从指缝间漏下，拉成一道绵延不绝的银线，流进沸水之中。

他手腕灵巧地画着圈，那线便在水中盘绕、舒展，化作半透明的粉条，如白练游龙。粉条在水中沉浮，从乳白渐渐转为晶莹。他用长筷轻轻拨散，看它们在漩涡里舒展身姿，完成从混沌到成型的蜕变，然后用细圆木棍挑起粉条挂在院子中晾晒。粉条白天在太阳下晒，晚上冻得硬邦邦的，到了白天再挂到太阳下晾晒，需要好几天才能干透。

我常蹲在灶边偷吃刚出锅的粉条，烫得舌尖发麻也不肯松口。这些柔韧的银线在年夜饭的砂锅里吸饱汤汁，在正月待客的凉拌菜里拌着蒜香。粉条和各种蔬菜都能搭配：白菜炖粉条，冬瓜炖粉条，白萝卜炖粉条，红萝卜炒粉条，茄子炒粉条，黄瓜炒粉条……

红薯井在院子的枣树下，张着黑黑的口，井的两侧留有脚坎。我八九岁时就可以踩着脚坎下到井底，哥哥力气大，他不踩脚坎，仅靠双臂支撑就可以自由出入。在我更小的时候，大人们用麻绳吊着我滑入井内，井底的暖意裹着泥土的腥甜扑面而来，成筐的红薯沿着井壁螺旋排开，如同某种神秘的星图。红薯在井底，还会长出白色的细绒毛。

井台上的月光将祖父的烟锅淬成银器，烟丝燃烧的噼啪声惊醒了沉睡的晚风。祖父把烟杆在石缝里磕了磕，青烟便托着那个与红薯藤有关的传说，在暮色中盘旋而上。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马尼拉湾咸风刺骨，陈振龙的绸衫被浪沫打湿。这个福州商人在吕宋岛（今菲律宾）几经波折，将薯藤运回家乡。

回乡后，陈振龙便尝试以薯藤试种栽植。那年闽中大旱，粮食歉收，他让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呈报薯藤种法，并详细陈述红薯的“六益八利”，恳请官府推广以救灾荒。金学曾采纳建议，在见到陈振龙试种成功后，下令各地推广种植。陈氏父子全程无偿传授技术，红薯在福州大面积种植大获成功，当年秋收即缓解了饥荒。

我曾在图书馆的典籍里，读到乾隆年间的农人会将红薯切片晒干，这些红薯片正是促成康乾盛世人口激增的原因之一。从万历到康乾盛世再到道光，中国人口从数千万暴涨至四亿，地窖里的红薯功不可没。难怪祖父常说：“咱们的族谱是红薯根串起来的。”

卖烤红薯的小贩热情地问：“吃甜的吃面的？”“甜的”。他从黄泥炉中扒出的红薯，表皮绽开琥珀色的糖浆。寒夜读书时，我总习惯在暖气片上煨两个煮熟了的红薯。一样的香气扑鼻，我恍惚又见月光下的薯田翻涌如海，陈振龙的商船正驶过惊涛，船上的绿藤在咸涩的海风中悄悄生根。这来自异域的植株，最终长成了华夏大地的筋骨，而我们咀嚼的每口甘甜，都是文明在苦难中开出的花。

远处高铁呼啸着穿过明代商人走过的茶马古道，车窗里飘出的烤红薯香气，依然带着马尼拉湾的咸涩和闽江畔的稻花清甜。如今，它结出的红薯躺在温暖的炉边、喧嚷的街头，以最质朴的焦糖色，讲述着大地如何在苦汁里酿出蜜来的故事。

我们咀嚼的，何止是薯块？那是整个民族从泥土深处长出来的、生生不息的年轮。

编辑：刘泳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