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未成年人健康“触网”

孩子如何用网，又引各方关注。

国内，有公众人物在自己的播客节目中提到，自己完全不许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国外，当地时间2月3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世界政府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西班牙将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社交网络平台；法国国民议会也通过15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此外，丹麦、马来西亚等国都提出了相似的立法方向。

同样在最近，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新添一块拼图：《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发布，将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

不论是话题承载的热度张力，还是制度反映的治理方向，都共同指向一个议题——我们该如何为未成年人创造一段健康的“数字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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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发现，当下技术对少年儿童的异化与伤害，正日渐广泛、频繁且难以抵御。

有隐匿的毒害。

“梦回大唐”“养兔子”“品茶大会”……一眼看过去，你是不是以为这不过是孩子们在交流学习、养宠、社交？但实际上，“梦回大唐”是未成年人相约挑战窒息极限的游戏，“养兔子”是未成年人讨论如何有效催吐、保持“骨感”身材的代名词，“品茶大会”则是未成年人共同侮辱、丑化他人的线上集会。

这些加密对话、网络暗语规避了传统的敏感词屏蔽与审核机制，并经由精准推送，在孩子们的网络空间里大行其道，悄然创造出一个个大人难识别、却对孩子有危害的“隐秘角落”。

有直接的消费。

打开短视频平台，越来越多未成年人，正被有心之人推到博眼球的“C位”。

如，人为设计的监控摄像头视角里，充斥着“姐弟互殴”“校园霸凌”的摆拍剧本；有微短剧让年幼女童饰演“替嫁新娘”，上演“早恋怀孕”；有人拍摄街访，问未成年人“要清华北大还是一亿现金”，炒作读书无用论、散布教育焦虑；甚至有监护人自身价值观错误，为打造“网红儿童”，让孩子请假出镜、全职“起号营业”，使“伤仲永”在现实中上演。

而现实问题与网络问题的交叉渗透，也给未成年人带去了更多风险。

如，一些未成年人沉溺“饭圈”“举牌圈”等亚文化圈层，组织参与骂战、创作违规内容，一大原因是他们在现实中缺失自我效能感、价值感、认同感。而网络社群为他们提供了封闭的安全空间，让他们感觉到了归属。

一些因网而起的悲剧，也值得警惕。如，一些所谓的“戒网瘾训练营”，瞄准家长群体的焦虑，打着心理咨询、强身健体、特色国学等旗号，实则对未成年人进行封闭管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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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上述种种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在国际中广泛存在，这是有的国家“一刀切”为未成年人“断网”的原因。

但关上大门，从不意味着外部风雨就会平息。纵览中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到发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和眼下即将实施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我们选择的是一条难而正确之路，是在保障未成年人参与网络的种种权利之下，对他们进行保护。为此，问题和挑战绝不会少。

怎样兼顾堵与疏？

能看到，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虽逐年健全，但治理节奏仍不时陷入被动。比如，中央网信办多次就寒暑假等重要节点，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但其中，未成年人或租借账号绕过监管，或破解软硬件，超时上网乃至浏览有害信息的现象时有反复。

但若监管过严，同样会带来反作用力。澳大利亚与法国此次的未成年人“社媒禁令”，就有声音尖锐指出，推行“一刀切”禁令，“断网”的青少年将难以享受数字时代的机遇，而执意上网的青少年则会涌向更难以监管的“暗网式”空间，埋下更大隐患。

能否权衡义与利？

仅从商业逻辑来看，平台要吸引用户，并让用户最大化时间停留，这与对未成年人用户进行限制与保护的需求存在矛盾，需要平台做好义与利的权衡。

一些平台恰恰没有算好这本账。一个典型案例是，许多平台对“青少年模式”的打造与管理缺乏动力，或放任自流，隐匿“青少年模式”入口，来减少青少年用户流失；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限制未成年用户的浏览时长与消费额度，而不对内容做过滤遴选；或只给“青少年模式”塞进低幼化、同质化的内容，以草草应付监管。凡此种种，均是在意眼前小利，而忽视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大义，会透支平台的公信力。

如何均衡城与乡？

令人痛心的一点是，近年来部分因网络产生的未成年人欺凌、施暴，乃至违法的犯罪案例来自乡村地区，这与乡村育人理念落后、媒介素养教育资源不足、社会救济机构有限、监管网络局部失灵等息息相关。

同时，除了极端案例之外，这里还有另一重隐忧——乡村与城市在网络普及率上愈发接近，但乡村孩子对网络信息的鉴别和使用能力却可能落后于城市孩子，其之间原本的“信息鸿沟”可能会向“能力鸿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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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成年人管网的目的，就是让未成年人能健康触网、安心用网。当下，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6亿，为他们营造“数字净土”，已是紧迫议题，该如何发力？

过思维关，站在孩子的视角，营造“适小化”的网络生态。

现有的一些管理办法，之所以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收效甚微，甚至引发未成年群体反感，很大一个原因是，这些管理方法都站在“成人中心主义”的视角，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了解他们的所需所盼。

但眼下，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大多数未成年用户已经成为网络环境中可被辨析的存量，这为接下来的制度设计，提供了精准化的契机。接下来，应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原则，经由对未成年网民群体中不同代际、不同学段、不同性别等各类因素的分析，切实回应好不同业务领域和应用场景下未成年人保护的针对性问题。

过治理关，以系统性施策和各方的合力，托举未成年人安心用网触网。

一方面，要利用好算法技术，对隐匿性强的有害内容进行词频规律分析、语言习惯定准等，以前置化的监管，堵住围猎未成年人的网络负面文化；而对于在网络上受到伤害或曝光的未成年人，更要及时阻断传播链条，精准介入救助，为其撑起技术保护伞。

另一方面，各方也要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做有益加法。比如，家长与其单方面禁止孩子触网，不如与孩子一起走向户外，共同奔赴一场“数字轻戒断”；学校不能止于生硬的网络安全说教，而应将数字素养课题融入日常教学，教导孩子在数字时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平台不能止步于追求浅表的娱乐、消费，可以利用好交互式提示、多样化解读等形式，将知识学习、规则教育、责任教育等融入未成年用户的日常使用中，以健康的内容吸引未成年人。

把目光放远，电视时代的孩子没有失去思辨力、电脑时代的孩子也没有玩物丧志。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孩子，固然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媒介环境，但我们需要做的，绝不是筑起围墙把他们拦在门外，而是回过头去，牵起他们的手，与他们并排走向未来。

编辑：李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