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区域国别研究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议时强调，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是党就国际传播精准度、效果与影响力给出的指导性意见和明确要求，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高度重视区域国别研究和实施国际传播战略对接情况的新表述，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国际舆论斗争、推动重塑国际传播秩序、推行四大全球倡议（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进国际传播战略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和根本遵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提升国际传播精准度的关键路径。自实施国际传播战略以来，我国已形成了理念先进、主体多元、平台立体、实践丰富的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播方式粗放和内容同质化的问题同时存在，传播效能不佳成为现实困境，精准化成为新时期国际传播转型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这一重要指示不但阐明了精准国际传播要基于对传播对象的精准分析，做到内容精准、策略精准、方式精准、目的精准的基本内涵，更指出了要如何做到精准传播。区域国别研究既从静态的视角研究不同区域和国家在历史、地理、语言、民俗等方面的情况，又从动态的视角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延续与变迁，关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演变。其研究成果是精准国际传播策略实施的认知基础和行动依据。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从宏观上指导国际传播战略制定、优化资源供给，可以从微观上通过针对性、具体性和实践性的传播策略，确保信息有效触达，实现受众从“有限接收”转变为“深度认同”，确保中国声音进得去、立得住、传得开，全面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此，要坚持国际传播一域一策、一国一策，高度关注大国之间传播、对西方国家传播、周边传播、全球南方传播等重点领域，针对其共性和差异性，持续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创新，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有效重构。全球化发展与国际秩序变迁决定了国际传播格局的调整，也使得秩序始终作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得到广泛关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变了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影响与互动关系，国际社会的系统结构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调整，国际秩序的演进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成为国际秩序失序的现实反映。受此影响，国际传播也处于失序与重塑的进程之中。传统的跨国媒介“殖民”、信息战、舆论战、心理战、认知战、意识形态与软实力斗争、文化冲突等情况依然严峻，新的网络主权、网络安全、数字鸿沟、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孤岛与信息过载、算法推荐与算法“黑箱”、人机边界与传播伦理等问题，使得国际传播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传播秩序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在保证全球传播利益的同时，更加重视对本国利益的保护，对抗也更加激烈。同时，国际传播“去西方化”“去美国化”的呼声高涨，建立更加公平、均衡、合理的国际传播秩序，成为新时期全球南方的共同追求。在此背景下，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深度洞察国际秩序演变的历史规律、当前态势和未来趋势，深入了解不同区域和国家在包括国际传播在内的全球问题中的立场、利害关系和具体诉求，有助于中国深刻认识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的形势和要求，做出理性的战略设计和抉择。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中国才能有效抗争西方传播霸权，获得全球南方的持续信任，争取主动权，协同各方力量解决国际传播治理的多种问题，实现推动国际传播秩序重构的宏伟目标。

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推行四大全球倡议的重要保障。在和平、发展、安全、治理各类赤字交织的全球困境面前，中国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全球治理倡议，系统回应了世界各国的共同关切，体现了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宏伟构想与实践智慧。在世界格局重塑与全球话语权激烈博弈的背景下，作为新时期中国为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四大全球倡议的国际传播工作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深入洞悉西方话语霸权的运作机制与内在矛盾，揭示其背后的偏见和利益动机，围绕四大全球倡议对相关话语进行有力的阐释和回应，澄清事实，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掌握话语定义权、解释权与对相关议题的议程设置权，在斗争中赢得主动；同时，可以深入了解全球南方的社会动态和价值主张，聚焦四大全球倡议寻求思想共识，将宏观倡议转化为贴合不同区域和国家发展阶段、利益关切和文化心理等方面情况的本地化叙事，预判和化解潜在的误读与阻力，形成共同的行动纲领与议程，强化倡议的合法性和可行性。这一过程中，具体目标的实现也必须始终依赖高效的国际传播。另一方面，四大全球倡议的要义，本身就是新时期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目标追求，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它们体现了和平传播、互惠传播、共同安全传播等深刻内涵，也是中国加强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引领构建更加平等、包容、多元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方向，是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应有之义。

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推动国际传播战略共同体建设的必然要求。国际传播战略共同体突破了西方世界主义与共同体思想的局限，吸纳了传统中国和合文化、天下大同思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精华，与西方国际传播体系相比，它致力于重构平等公正、对话多元的国际传播秩序，是新时代有关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国际传播战略共同体强调世界各国在国际传播领域互相尊重、信任、包容，兼顾本国利益与他国合理关切，坚持全球信息传播主权平等、多元共生，互利合作、共同发展，通过对话协商、交流互鉴，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构建多元化的国际传播格局，形成共同的传播目标、传播规范、传播伦理，实现全球传播体系的共建、共赢、共享、共荣，推动数字时代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面对动荡的国际形势和剧烈的格局变化，在“西方中心主义”国际传播传统霸权秩序长期存在的客观背景下，在数智时代国际传播作为国家主权和硬实力与软实力象征的现实中，国际传播战略共同体建设无论是理念的推广，还是实践的推进、具体目标任务的完成，都将是长期艰巨和复杂的任务：既要面对与西方的斗争和谋求平衡，也要追求与全球南方达成共识和共同行动，这需要经历从区域国别到整体联动的渐进演进，会在迂回曲折和动态发展中遇到方方面面的挑战。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实施，包括体系构建、秩序重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效能提升，以及四大全球倡议的践行和传播等，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国际传播战略共同体。因此，要长期坚定不移地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知己知彼、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强化区域国别的交流互鉴、合作共赢；要不断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连同全球南方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等一起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寻求世界各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合作的最大公约数，探索出建设服务全球的整体国际传播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作者严功军系四川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佩瑾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陈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