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平专栏｜历代廉洁奉公典范人物咏怀⑱（西汉）

七律.李广飞将清风

将军本色是清流，

百战声名动九州。

赏赐总分麾下士，

饥寒共守戍边俦。

一身许国轻朱紫，

万古英风满戍楼。

桃李无言蹊尚在，

汉关明月照千秋。

（平水韵）

青玉案·边月照廉咏李广

千征百战飞将影。四十载、清操挺。

禄厚家空无积剩。

赏钱分尽，饥寒共领。不把家私竞。

弯弓射石威名盛。守节安边气尤耿。

桃李无言人自敬。

一身清白，千秋彪炳。明月同高迥。

（贺铸体，词林正韵）

清风照汗青——西汉飞将军李广的廉洁与风骨

李广（？—前119年），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西汉名将。他一生历经文、景、武三朝，历任七郡太守，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以骁勇善射、爱兵如子著称，被匈奴敬畏地称为“飞将军”。他曾率百骑智退匈奴数千骑兵，威震边关，为西汉边疆稳定立下赫赫功勋。然而，这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却因种种际遇终身未得封侯，最终悲壮自刎。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其推崇备至，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盛赞其人格魅力。李广或许并非传统意义上处理钱粮政务的“循吏”，但其在个人品格、治军风范与家国大义上所展现出的高洁、无私与忠诚，构成了另一种深刻而感人的“廉洁奉公”典范。

一、身居高位，家无余财

李广一生担任俸禄二千石的高官长达四十余年，按西汉俸禄制度，足以积累丰厚家产。然而，《史记》明确记载：“终广之身，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他从不购置田宅产业，也不经营私产谋利，始终将精力专注于戍边御敌。即便到了晚年，因行军迷路延误战机需按律出钱赎罪时，竟因家中毫无积蓄而陷入困窘。这种身居高位却安贫守拙、手握厚禄却清廉自守的操守，在封建官僚体系中尤为可贵。他的廉洁，首先体现在对个人物质生活的极度淡泊——不是无力积累，而是无心于此。

二、得赏辄分，与士同财

每逢率军出征立下战功，或因戍边有功获朝廷嘉奖赏赐，李广始终坚守“得赏赐辄分其麾下”的原则，从不独占分毫。无论是金银布帛、珍贵器物，还是粮秣物资，他都第一时间尽数分给部下将士，自己分文不取。在他看来，战功的取得源于全体将士的浴血拼杀，朝廷的赏赐理应属于军中众人。这种不贪天之功、不私受赏物的做法，不仅让将士们深受感召、军心大振，更彰显了其以公为先、廉洁无私的坦荡胸襟。这正是士兵们“爱乐为用”、甘愿为其效命的核心原因。

三、乏绝之处，与士共苦

李广的廉洁精神，更体现在治军理政的躬身践行中。他始终坚持与士兵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行军作战途中，若遭遇缺水断粮的绝境，他必坚守“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的准则，务必等到全体士兵都得到充足补给后，才肯饮水进食。即便身为全军统帅，他也摒弃层级隔阂，饮食起居与普通士兵保持一致，不设专属小灶，不享额外特权，与士兵同吃同住同作战。这种体恤部下、共赴危难的作风，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廉洁，是一种将自身利益与集体命运彻底绑定的至高奉公精神。

四、治军以德，不谋私利

作为长期戍守边疆、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李广始终以公心治军，从不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他治军宽缓不苛，文书事务极为精简，注重以身作则而非严刑峻法约束士兵。但他远远布置侦察哨兵，因此从未遭受过突袭危难。所率军队虽纪律严明却极具凝聚力，皆因士兵感念其公正无私、廉洁自律。在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始终以戍边卫国为己任，从不因个人恩怨或私利滥用职权，更不侵占军资、克扣军饷。这种基于人格感召而非严刑峻法的凝聚力，正是其“奉公”才能达到的境界——他不是为了树立个人权威，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凝聚战斗力，保卫国家。

五、忠勇任事，以死明志

李广的奉公，最终体现在他用一生乃至生命对“将军”职责的恪守上。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时，李广已年过六十，他多次主动请缨，誓要为国前驱。皇帝因其年老未准，他“良久乃许之”，最终得以出征。然而战役中，他因迷路失期，未能参战。面对幕府的质询，这位一生刚烈、不堪忍受刀笔吏之辱的老将军，慨然道：“吾今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刎。全军将士与百姓闻之，无论认识与否，皆为之垂泪。他以最惨烈的方式，捍卫了自己作为军人的尊严，也完成了对国事最后的“奉公”。

李广的“廉洁奉公”，是一种超越了物质层面、深入精神与风骨的品格。他的廉洁，是“家无余财”的物质清贫，更是“与士卒共之”的人格平等；他的奉公，是简化文书、宽待部下的治军智慧，更是年逾花甲仍请缨杀敌、最终以死明志的终极忠诚。他一生追求军功封侯而不得，却因其高洁的品行与深得士心的风范，在历史上赢得了比许多侯爵更为深远的名声与敬仰。司马迁那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是对其人格力量最贴切的颂扬——他不用自我标榜，其高尚的品德自然能感召人心，留下不朽的典范。李广的故事告诉我们，廉洁奉公不仅在于不贪财、不渎职，更在于一种将个人完全融入集体事业、并以极高道德标准要求自身的精神境界。

七律·郑当时散禄延贤

倾怀接物志凌霄，

散禄延英气节昭。

驿骑迎贤通远陌，

清樽待士彻寒宵。

一襟寒素酬民志，

两袖清风答圣朝。

廉侠长留千载誉，

旧都古柳为君骄。

（平水韵）

青玉案.长安清气咏当时

长安古道风盈袖。驿马疾、迎贤又。

不置田庐廉自有。

竭诚待客，倾情举秀。节誉传千口。

俸钱散尽家如旧。更道儿孙德须厚。

试问平生何所守？

一帘明月，半窗寒柳。清气盈霄宙。

（贺铸体，词林正韵）

散家财以奉公 持清节而照人——西汉郑当时廉洁奉公传略

郑当时，历仕西汉景帝、武帝两朝，官至右内史、大司农等九卿之职。他出身于仕宦之门，先祖尝为郡守，家世虽显，却无纨绔骄奢之气；身居高位，却存布衣谦退之心。在武帝一朝法网严密、官吏多务严苛之际，郑当时独以好客任侠、喜荐贤士闻名朝野，以“推士扬善、不治产业”垂范后世。司马迁作《史记》，将其与汲黯合传，称其“内行修洁”，班固修《汉书》，亦赞其“清节”可风。他是西汉官僚体系中一种独特类型的官员——以广泛交游和提携人才作为“奉公”的主要方式，将私人领域的道德资源最大限度地公共化，其一生行事，堪称以“散财”行“公义”、以“谦德”守“清节”的典范。

一、倾财奉公 置驿迎贤

郑当时的廉洁奉公，集中体现在他倾尽私人资源为国家荐举人才上。他位列九卿，俸禄二千石，却从不用于个人享乐或置办产业。每逢休沐之日，他“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在长安城外的四郊要道，他设置驿马，预备车驾，日夜接待四方来客、拜访故旧师友，唯恐有所遗漏。更为可贵的是，他“闻人之善言，进之上，惟恐后”，但凡听闻有才德之士，便立即书写奏疏，向朝廷举荐，唯恐错失良才。因此，太行山以东的士人皆众口一词称赞郑庄，凡经其门者，无不对其倾心。他的府邸成为天下人才的“中转站”与信息中心，四方之士经此而进于朝廷者，不可胜数。这种将个人财富与精力几乎全部投入于结交、发现和推荐人才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倾身以奉国士”的极致奉公方式，展现了一位廉吏以私财济公义、以家资奉国家的博大胸怀。

二、守廉拒贿 谦恭自持

尽管交游广阔、门庭若市，郑当时在个人操守上却以廉洁恭谨著称。史载其“廉，内行修絜”，此六字为史家定评，道出其清廉之根基在于内心之修持。面对他人的私下请托与馈赠，他始终严词拒绝，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亲友谋取丝毫私利。他曾对门人言：“官者，当为百姓谋利，非为一己之私。”其轻财重义的品行，令当时公卿无不敬重。更难得的是，他待人接物“恂恂如鄙人”，谦恭谨慎如同乡下淳朴之民，对来访宾客无论贫富贵贱、年齿长幼，皆执礼甚恭，“言未尝敢专”，从不居高临下、自矜身份。有故吏劝其稍示威重以全官体，他却笑而应之：“官爵者，朝廷所以待贤也；谦卑者，吾人所以自处也。岂可以爵位易吾素心？”这种身居九卿而毫无官架、身处高位而谦卑自守的作风，在武帝朝权贵竞相奢靡、骄纵成风的环境中，恰如一股清流，构成了其“清廉”的独特内涵——一种人格上的清正与谦抑，是廉洁奉公在待人层面的生动体现。

三、薄己厚人 不治产业

郑当时的清廉，更深地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史记》记载他“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即便是赠送他人礼物，也只是最简朴的竹器食盒、寻常饭食，绝无金银珠玉、珍馐美馔。他所得俸禄，除维持基本家用外，尽数用于接济贫苦亲友与四方门客，家中常常没有多余的积蓄，终身未曾添置一亩田产、一所宅院。有人劝他为子孙计，稍置产业以遗后人，他却正色答道：“子孙贤，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肖，多财则益其过。吾所以遗子孙者，在清节，不在金钱。”此言既出，闻者无不叹服。他的“廉”并非家徒四壁的贫寒，而是财富主要用于奉公济人而非个人享乐，是身居高位而甘守清约的高尚品格，彰显了廉洁奉公在持身层面的深刻实践。

四、奉公尽职 惠民敢言

郑当时任右内史、大司农期间，始终坚守职责，心系民生。他在处理政务时，公正无私，严格依照律法行事，从不因私废公、偏袒权贵。面对汉武帝时期频繁的边塞战事与日益严苛的赋税徭役，他屡次在朝堂之上直言进谏，主张减轻百姓负担，反对过度征敛。他曾当廷奏对：“府库虽充，民心不可失；兵甲虽利，邦本不可伤。”其言恳切，闻者动容。在治理地方时，他整顿吏治，严惩贪腐，所至之处，奸吏屏息，百姓安堵。即便后来因事被贬为庶人，他也不改奉公之心，起复之后依旧勤勉履职，深得百姓爱戴。当时长安民谚有云：“前有郑庄，后有赵张，吏清民安，夜不闭墙。”这种无论进退荣辱、始终以民生为念的品格，是廉洁奉公在为政层面的根本体现。

五、修身树风 清节传世

郑当时不仅自身廉洁，更以一生的坚持为身边人树立了榜样。他严于律己，言行一致，数十年如一日，从不因职位变迁而改变操守。他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建立了何等显赫的政绩功勋，而在于以其个人财富与谦恭品格，在武帝朝营造了一种尊重贤士、奖掖后进的政治文化氛围。其廉洁奉公的品质，体现为一种“散私财以聚国士”的慷慨，以及“居高官而守卑礼”的谦德。他以近乎任侠的方式服务于国家，将私人领域的好客、谦恭、轻财等道德品质最大限度地公共化，成为西汉官僚体系中一个独特的枢纽人物。他常告诫下属：“为官之道，在于清正，在于爱民。清正则吏畏，爱民则民怀。若失其本心，便失其根本。”其以身作则的风范，影响了一众僚属门生，使廉洁奉公的精神如春风化雨般传扬于世。

郑当时一生，以敬贤为怀，以清廉立身，以奉公尽职为本，用六十余载的人生历程，一字一句地书写了“廉洁奉公”四字的深刻内涵。他不慕富贵、心系百姓的操守，不治产业、散财奉公的品格，谦恭待人、严于律己的风范，不仅在当时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赞誉，更为后世无数为官者树立了修身立德的光辉典范。千年之下，当我们重读《史记》《汉书》中那些朴实无华的记载，依然能感受到一个清廉之臣的人格温度与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诗词专委会会员）

来源：七一客户端
编辑：李云霄
审核：张开琳
主编：周神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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