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刚专栏｜泊在时光里的吊岩坪

冬日的阳光洒在重庆市万州区沙龙路上，这条贯穿万州区吊岩坪的城市道路，车辆川流不息，将往昔的城郊与今日的繁华紧密相连。我站在高楼林立之间，眺望远处波光潋滟的长江，与这片土地有关的岁月，便如潮水般涌来。

（一）

1970年深秋，母亲到位于吊岩坪的原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以下简称“行干校”）参加短训，5岁的我紧紧攥着她的衣角随行，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远行。

那时的吊岩坪，还是一片城郊田野。天未亮透，菜农们便挑着沾露的竹篮上路。扁担在肩头咯吱作响，他们穿过晨雾，把吊岩坪的蔬菜运往城市的街巷。

记忆最深的是行干校食堂的罐罐饭。傍晚，斜阳穿过梧桐枝叶，光斑洒落在食堂的青瓦上。食堂烟囱吐着青烟，木甑蒸腾的白气裹挟着焦香，那香气复杂而温暖，有木炭的烟熏气、糙米的清甜味，还有土陶罐被慢火煨出的醇厚气息。

罐罐饭的热气尚未散去，人生的滋味已在吊岩坪慢慢弥漫。我的几位亲戚长辈，先后在吊岩坪安家。最先落户的，是小姨父的妹妹。经人介绍，她从万州区太龙镇嫁到了吊岩坪。安顿下来后，她又将她的哥哥，介绍给了邻家爽利勤快的张姐。彼时，她哥哥正在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服役，所有的印象，全凭一张寄回的照片传递：舰艇甲板上，他一身崭新的海军军装，英姿勃发，海风迎面而来，吹得他帽子上的飘带向后飞扬。就是这一眼，张姐心里确定了自己的对象，再没犹豫。

半年后，她满心欢喜去部队完婚。到了军营才知晓，那位她心心念念、与碧海蓝天为伴的海军战士，其实是岸上基地的炊事兵。木已成舟，她后来总爱拿这事打趣：“照片骗了人啊！可船都离了岸，后悔也下不来了呀。”

所幸岁月是最温厚的酿造师，将这场始于视觉的误会，慢慢发酵成了一段踏实的姻缘。那身军装，不仅是荣耀与责任的象征，更成了通往新生活的、带着几分戏剧性的“通行证”。转业后，他们顺理成章在吊岩坪安了家。

（二）

吊岩坪依偎在万州区戴家岩的山脚，田畴纵横，山野静谧。庄稼地从坡下蜿蜒铺展，绿意盎然。这里除了由行干校演变而来的原万县教育学院（以下简称“教育学院”）外，还有原万县师范专科学校等几所院校；邻近教育学院的变电站，众多的电网塔架与纵横交错的电缆，成为这片区域最引人瞩目的地标。

命运的伏笔，早已悄然埋下。那时的我未曾想到，这片我记忆中炊烟缭绕和接纳了我众多亲戚的地方，日后会成为我工作的第一站，留下了我用八年青春走过的足迹与光影。

1984年夏天，我被分配到教育学院工作。管分配的同志对我说：“这是一个好单位，是刚成立的成人高校，缺骨干教师。”他还特别强调“上下班有车辆接送”。这话让我心头一热，也让我对那个即将奔赴的地方，充满了期待。

教育学院的班车是一辆墨绿色“嘎斯”货车，每天早晚两趟往返于万州区高笋塘和吊岩坪之间。车子发动，尘土飞扬，车身“哐当”作响。我们日复一日地站在敞篷货车的车厢里，攥紧横栏，在碎石铺就的路面上颠簸。窗外的田野在震动中，被抖碎成一片流动的绿；车轮卷起的黄土，如雾霭般将我们笼罩。每趟行程结束，鬓发与衣衫都覆上了一层细密的尘土。

一天早晨，我因故晚起，在高笋塘眼巴巴望着班车在尘土中远去。想到迟到便是教学事故，在万分焦急中，我索性跳上一辆路过高笋塘的原万县棉纺织厂的班车。这辆车并不经停吊岩坪，我只好给师傅说尽好话，央求他破例为我在吊岩坪附近的氧气站刹了一脚。车一停稳，我便沿着一条陡坡向单位狂奔。当我喘着粗气冲进教学楼，踏上讲台那一刻，铃声恰好响起，幸好没有迟到。

（三）

教育学院背后那口古井旁的“蒙源”石刻，在我初为人师的日子里，给了我诸多启迪。石刻刻于1942年8月，由万州教育家黄道诚先生所题，揭示教育不是知识的单向灌输，而是智慧与德性共同发源的清泉。它提醒我，真正的教育者应有笃实不息、润物无声的持守。

站在教育学院那间老教室的三尺讲台上，粉笔与黑板摩擦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我心中回荡的正是“蒙源”所赋予的那份清澈与坚定。我带着年轻人特有的、近乎燃烧的激情，努力将理论植入生活的土壤，用文学的语言为它们赋予温度与色彩。台下坐着的是通过两年进修、获取专科学历的在职教师，其中不少人年长于我。从他们最初审视的目光，到眼中渐渐亮起的光，那便是对我最好的嘉奖。

一年后，赴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习的机会，悄然而至。我再次踏上求学之路。我在那里遇见的老师们，名字都带着光环。他们讲课的声音，穿透了理论森林的迷雾，为我开辟出一条小径。沿着这条小径，那些曾经遥远而艰深的理论，渐渐沉淀为思想的基石。

有一天，我的名字也变成了铅字，印在《探索》杂志的头版头条，文章入选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追着时间的脚步，我用一年半的时间学完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硕士研究生课程。这时的我，更有了一股从心底涌出的、想要笔耕下去的冲动和一份沉甸甸的理论底气。

重新回到吊岩坪，我的行囊里，多了一捧桂子山（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南湖之滨，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所在地与精神象征）的学术星火。有些光一旦见过，就能照亮长路；有些路一旦踏上，便再也不会被迷雾遮掩。归来的我，终要在这片熟悉的地方，找到它们生根的土壤，化作更多前行路上的光亮。

（四）

生活自有其温暖的底色。1987年以后的几年，我在吊岩坪度过了一段鲜亮而温馨的时光。二哥托人专程从重庆市城口县买回木料，我们请来木匠，一刨一凿各自打成了一套组合柜家具。搬运那天，恰逢途径教育学院的万九路修路，卡车不能开进学校，只能停靠在吊岩坪附近的氧气站。政教班的二十多位学员闻讯赶来，原木的清香混着泥土的湿润气息，在搬运的脚步声里散开，他们接力传递，将尚未贴面的家具一件件抬进新房。

1988年冬季，一场简单的婚礼在教育学院举行。白天，我们在食堂热热闹闹办了十桌宴席。晚上，婚礼移步教室，四周的课桌上，摆放着喜糖和瓜子。我与妻子在亲朋好友的期待中，并肩而立，清唱了黄梅戏《天仙配》选段《夫妻双双把家还》。录音机里缓缓流出舞曲，教室中央成了舞池，旋律一直响到深夜。那时，我们一无所有，却因这满室的欢笑与灯火，成了那个夜晚最富足的人。

为了记录这珍贵的时刻，我特意借来一架海鸥相机，一卷135柯达胶片明明只能拍三十六张，我却贪心地想多拍一张。胶卷未完全卡入齿轮，过片时悄然空转，所有用心的摆拍、即兴的欢笑、含情的凝视，都随着一声声快门，曝在了虚空。这份小心翼翼的弄巧成拙，留下了一生的失落和遗憾。

有些画面，本就只适合放在心上。越是没有胶片留住的影像，越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显影。它们永不褪色，永远带着最初的温度。

（五）

我曾无数次散步到吊岩坪的边坡，眺望山那边的原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现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大楼，总幻想若能有一座横空出世的大桥，将吊岩坪与万州城区连接起来。

变革的浪潮悄然而至，推土机的轰鸣终于打破了吊岩坪田野的静谧，钢铁履带开进了绿油油的菜地。随着移民新城的建设，1994年，沙龙路建设拉开序幕。这条东起吴家湾，西至龙宝片区双河口的城市新干道，全长14公里，像一条坚韧的纽带，穿过吊岩坪腹地。

山，被一寸寸削平；沟，被一尺尺填满。吊岩坪的最后一栋土坯房，在钢铁的轰鸣中如沙塔般坍塌，扬起的黄色烟尘，在阳光照耀里翻滚、升腾。我们熟悉的蜿蜒小径、春天开满油菜花的田野，全都消失在轰鸣里，融为一片混沌而充满希望的热土。

一个崭新的时代，正从弥漫的尘雾与刺耳的机械声中，显露出坚硬的轮廓。20世纪90年代，原万县师范专科学校与原万县教育学院合并组建四川三峡学院。重庆直辖后，四川三峡学院更名重庆三峡学院。前不久，教育部批复重庆三峡学院更名为重庆三峡科技大学。吊岩坪完成了从田园到街市的巨变，泥土里长出的不再是庄稼和蔬菜，而是拔地而起的高楼、书声琅琅的校园、熙熙攘攘的街市。

江风拂过，裹挟着街市的喧嚣与烟火，这是与往昔截然不同的、属于新时代的蓬勃脉动。吊岩坪，犹如一艘系泊于长江之滨的巨轮，如今已载满着几代人的汗水与荣光、希望与梦想，在时代的潮涌中鸣响汽笛，稳稳地驶入新的航道。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来源：七一客户端
编辑：王娅
审核：张熊雄
主编：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