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档育人｜山城记忆：曹荻秋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答卷

1949年6月，离别巴蜀故土十九载，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总团副总团长兼第一团团长的曹荻秋，随军南下，重返山城。

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曹荻秋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开拓创新的精神，着力改善民生、发展生产，为重庆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让我们回到1949年的山城，重温曹荻秋在重庆工作的岁月，探寻共产党人的正确政绩观。

根基在人民，政绩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谁”

1949年12月，彼时的重庆，工厂倒闭、物价飞涨，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城市接管工作千头万绪，而摆在时任重庆市委第三书记、重庆市副市长并主抓接管事务的曹荻秋面前最要紧的事，就是解决接管干部严重缺乏的问题。

面对接管干部严重缺乏的困境，曹荻秋没有选择“包办代替”，而是深刻认识到：真正的力量蕴藏在群众之中。他提出“宁缓勿急，稳步前进，坚持立场、逐步改造；广泛发动群众和依靠工人、职员，自上而下，按系统有秩序接管”的方针，成立了政务、军事、后勤、房地产、财经、交通和文教7个接管委员会，并派出军代表和接管干部，按系统类别对物资、财产、档案和人员进行全面接收。曹荻秋广开言路，邀请各界代表座谈，并特地请来邓小平、刘伯承两位同志安定人心。在倾听代表意见的同时，他号召代表充分联系群众，群策群力协助政府做好接管工作。为解决专业人手不足问题，曹荻秋除了争取短期培训性质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分配学员外，还请示中共中央西南局，获准留用一部分政治上无问题的旧政府人员，特别是学有专长的工程师、会计师、教师等。他深知，接管城市不是简单的财物清点，而是人心的凝聚。

从1949年12月3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至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重庆历时50余天，共接管工厂464家、学校352所，机关、企业、银行、仓库及各类公共设施579个，接收员工10余万人。

取得这一成绩，曹荻秋与同事们靠的是“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制胜法宝。这启示我们：正确的政绩观，首先要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并充分运用群众的智慧。重庆接管工作的胜利完成，标志着重庆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为改造社会、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实干解民忧，政绩的标准就是“群众满不满意”

1950年初，投机商兴风作浪，导致物价飞涨。刚从旧社会恶性通货膨胀中走出来的市民，再次陷入恐慌。

面对市场乱象，兼任重庆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曹荻秋没有搞“一刀切”的强制管制，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方面及时规范银圆、人民币、银圆券的兑换比例，严厉打击投机，规范金融秩序；另一方面成立贸易总公司及粮食、花纱布、五金、油脂等15个市场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同时，他还在全市设立37个零售商店，平价供应市民主要的日用品。针对重庆解放初期物资匮乏问题，他请示中共中央西南局后，从川东、川南紧急调拨粮食充实国营粮店库存，并统一按国家牌价出售。通过多措并举，短短3个月时间，重庆物价奇迹般回落。

重庆《大公报》赞道：“重庆人民政府在短短3个月内，就平抑了物价。重庆老百姓终于摆脱了12年通货膨胀的痛苦岁月。真是堪称奇迹。”事后，曹荻秋深刻反思，认为自己以前对群众的关心不够，以后要更加关心群众的经济需求。

正确的政绩观，不是要追求轰动效应，而是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稳定物价、保障供给，这看似是经济工作，实则是老百姓最大的需求。曹荻秋用实干证明：政绩的含金量，最终要由群众的获得感来衡量。

倾力惠民生，政绩的境界是“功成不必在我”

1951年1月，曹荻秋在重庆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重庆市市长。他的目光，随之从恢复生产投向了更深远的民生改善。

首先是解决“住”的难题。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曹荻秋因惦记着朝天门片区栖身在棚户里和防空洞中的搬运工人的安危而辗转难眠。面对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他毅然决定：“财政再困难，也要设法解决。”随即拨款22亿元（旧币）在沿江7个中心码头修建搬运工人宿舍。他还实地察看选址，在朝天门金沙岗动工修建了一座设有医院、食堂、会议厅和养老院的搬运工人大厦。为解决市政、建筑和产业工人安置问题，曹荻秋又四处奔走，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最终在小龙坎、大溪沟建成惠及2500多户工人的工人新村，让三代工人感念至今。这背后，正是“把人民冷暖放在心头”的自觉。

接下来是改善“行”的便捷。曹荻秋主持修建北区干道、菜园坝缆车道；引进第一批无轨电车，培训第一批女电车司机，通车典礼上还为之剪彩。他让山城百姓的出行从“行路难”变为“便且乐”。

紧接着是丰富“文”的生活。曹荻秋把重庆市委机关从王园迁出，随后把王园扩建为枇杷山公园，并将原办公楼改建为市博物馆；把政府大院让出，建成占地2.6万平方米、供全市少年儿童开展文化科技游乐活动的西南地区第一座少年宫；将中山二路的原川东师范学堂旧址扩建成占地7万多平方米、供劳动人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了“让人民打上文化牙祭”，曹荻秋还通过政府和民间合作的方式，仿照上海大世界游乐场的模式，建立大众游艺园。

曹荻秋深知，城市的建设非一日之功，他甘于做铺垫性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他将最好的地段让位于民，将有限的资金优先使用于民生，这种“还园于民”“让利于民”的胸襟，正是共产党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

清正显担当，政绩的基石就是“实事求是”

政绩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的建成，更体现在清风正气的树立。重返山城后，曹荻秋孤身一人住在“渝舍”楼角的一个套间里，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小小房间里，他夙夜在公。

曹荻秋日常三餐都在食堂解决，他嘱咐司务长不要特殊照顾自己，要把大食堂办好。每次下厂蹲点或检查工作，他从不事先通知，也总是尽量赶回机关食堂吃饭。他没有烟酒嗜好，上班只喝白开水。当时开会不备茶叶，他总会提前跟参会人员打好招呼：“要喝茶的，自带茶叶。”重返山城后，他依旧穿着那身军服，直到庆祝重庆解放一周年，需要陪邓小平同志到解放碑检阅游行队伍时，他才让行政处给他做了一套粗呢子制服。在重庆6年的艰苦岁月中，他那清正廉洁、正直坦荡的人民公仆形象，深深铭刻在人民心中。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宁左勿右”之风盛行。曹荻秋顶住压力，坚持重证据、重核实。在有人因把之前战地摄影记者用的相机带到机关使用被定为“贪污分子”时，他仗义执言；当某媒体准备点评尚未查实的案件时，他及时去函阻止；当干部因与工商界人士吃豆花饭而心生顾虑时，他明确指示“只要对方没有个人企图，就不必有顾虑”。更令人敬佩的是，当市郊出现冒进的“集体农庄”并被当作“新生事物”推广时，他没有盲目跟风，而是敏锐地指出这违背了中央精神和农民意愿，并果断叫停。

曹荻秋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搞“形象工程”，不追“政治时髦”。他始终把组织原则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并在相关会议上带头深刻剖析自身的骄傲自满情绪。这种始终保持的清醒与自律，比任何显赫的功绩都更为珍贵。

1955年11月，曹荻秋调离重庆。他带走的，只有几件简朴的行装；他留下的，却是一个生机勃勃、迅速发展的重庆。

六载山城岁月，曹荻秋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回应民声，用清廉守护民心。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政绩，不是急功近利的显绩，而是泽被后世的潜绩。

新时代的党员干部重温这段历史，应读懂蕴含其中的政绩观逻辑。唯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单位：重庆市档案馆

来源：《当代党员》
编辑：王雪
审核：别致
副主编：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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